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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经济学派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具有很强的时代色彩和局限性,大量实证分析的结论相互冲突。从循环发展角度看,收入分配格局既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又是决定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由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所决定,工业化过程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会先降后升、资本要素收入占比先升后降,居民收入差距出现“倒U”现象,其微观基础是生产要素市场供求格局的相对转变,但劳动者报酬占比提高并非必然引致收入差距缩小。居民收入差距通过改变消费需求分布,为工业化中前期新兴产业的崛起和工业化中后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提供需求支撑。我国经济正处于工业化后期,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未来稳定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
摘要: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赴境外投资,其产生的境外所得我国与东道国均有权征税。为解决由此产生的重复征税问题,我国实行抵免制,允许企业境外已缴税款从我国应纳税额中扣除。抵免制在促进我国企业境外投资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不能完全解决重复征税、纳税人的遵从成本高等,需要深入改革。本文借鉴了世界主要国家境外所得征税制度的经验,提出了相关改革建议,包括对企业境外所得免税、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等。
摘要:本文在Christiano等(2005)及Smets和Wouters(2003)模型基础上,使用我国GDP、消费、投资、利率、货币供应量、价格指数以及就业等宏观季度数据,应用贝叶斯方法估计一个货币DSGE模型以分析我国货币政策规则的选择问题。考虑到中国宏观经济及其货币政策操作面临的复杂性,本文在模型估计中假设货币政策遵循泰勒规则1、泰勒规则2和麦克勒姆法则3种操作规则,且模型面临参数和多种宏观经济冲击的不确定性。贝叶斯估计结果表明:参数的不确定性只是在量上影响货币政策冲击的效果,对冲击的影响没有方向性的改变;货币政策规则选择主要受宏观经济冲击的影响,且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表明央行应该遵循泰勒规则2。
摘要:本文讨论了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内在逻辑机制,并利用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验证了相关假说。结果发现:(1)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研发存在产品市场规模效应和金融市场挤出效应。短期内,基础设施投资通过金融市场挤出企业研发投资;而在长期,随着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增加,产品市场规模扩大会提高企业研发投资的资本回报,激励企业投入研发。(2)基础设施改善有利于大企业研发,而会抑制小企业研发。这种差异性影响来源于规模效应和挤出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3)基础设施投资会提高企业融资成本,这可能是我国金融市场利率波动和中小企业研发不稳定的重要来源。本文研究有助于从微观层面,理解中国财政分权和政治锦标赛制度通过何种渠道影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长期经济增长,并评估以基础设施投资拉动地方经济增长模式的作用及地位。
摘要:本文将量化宽松政策的代际交叠模型与企业出口价格调整的微观模型相结合,诠释了国际性的量化宽松政策对于微观企业的出口行为的影响机制。在验证过程中,本文使用了较为典型的日本量化宽松政策作为案例分析,与我国海关的2001~2006年的微观贸易数据进行匹配,构建了国际性量宽政策对我国出口企业价格调整的边际影响指标,衡量出我国出口企业的价格对于量化宽松政策的调整程度,并且进一步验证了与企业出口调整柔性之间的关系。本文发现:首先,日本量化宽松政策对我国出口企业价格有着显著影响,主要表现在企业对于量宽政策个体反应指标与出口价格波动率呈同向变动关系;进一步而言,上述个体反应指标对价格波动率的边际影响指标差异与企业调整的柔性相关,中国出口企业对日本量化宽松政策反应的价格调整柔性越强,则上述边际影响指标越大,表示出口企业在政策冲击下的价格调整能力越强,则其出口价格对政策的反应越强烈。以上结论在考虑出口企业类型,出口目的地等差异性后,结果仍然稳健。本文的研究及结论对于从微观角度研究国际性货币政策对于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提供了较为科学和详实的理论支持。
摘要:金融体系能否有效支持技术创新,是中国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关键。本文分析了银行贷款和股权融资支持技术创新的不同机制。技术创新型企业融资存在两种风险:企业的信用风险和创新的不确定性。银行通过资产抵押、违约清算等措施,能够有效克服信用风险,但对于缺乏抵押且不确定性较高的创新企业,银行的监督措施难以有效实施,且银行贷款的回报与承担的风险不相匹配,导致银行缺少激励为创新企业融资。而在股权融资中,创新企业能够以新技术新产品的潜在高额回报吸引投资者,企业创新的资金需求和投资者追求高回报、承担高风险的激励相一致,创新企业通过股权融资往往更易获得资金。然而,股权融资的长期性和资金使用的信息不对称性,为不法企业攫取股东利益提供了可能,这使得优质的创新企业只有在严格的法律和有效的监管制度下才能获得投资者的充分信任,从而满足创新企业对股权融资的巨大需求。本文研究表明,依靠当前我国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技术创新较难得到有效的金融支持;而发挥股权融资对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持作用,必须构建优良的制度环境充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研究进一步发现,政府在为技术创新提供金融扶持时,直接为企业提供研发资助,比为金融机构提供风险担保更具效率。
摘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是供给资金投入与产品生产方式的匹配形式。供给模式创新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基于我国5省93个样本村调查数据,建立多因素方差分析模型,本文发现:(1)相对于效用感和稳定感,农民更关心农村公共产品公平供给;(2)扩大政府供给规模是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绩效的重要前提;(3)不论生产方式市场化程度如何,政府投入规模的适度性仍然是改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绩效的根本方法;(4)不同供给模式和反映农村社会发展状况的人口规模,对供给模式绩效的影响至关重要。本文研究为科学选择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精准改进供给绩效,因地制宜推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全新视角。
摘要:受众多社会因素影响,家庭的结构和状态呈现多种类型,相应的家庭生命周期状态也发生变异,非典型家庭形态愈加明显。本文旨在探究因分居引发的家庭生命周期变异及其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选择农民工家庭这一特殊群体作为研究样本,研究结论同样适用于其他分居状态下的非主流家庭群体。利用来自26个省份的调查数据和在沪农民工家庭消费专项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消费结构变化进行探索性研究。结果表明,传统家庭生命周期模型无法显现农民工家庭在其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消费结构的差异性变化,主要原因是农民工家庭的异地分居特征导致家庭生命周期发生了变异。本文构建了新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并就其对家庭消费结构变化的影响进行了验证。验证结果表明,新构建的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模型能较好地显现农民工家庭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消费结构的差异性变化,具有较强解释效力。
摘要:通过整合新制度理论和信号理论,本文探讨了家族控制权涉入与战略趋同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了董事长-CEO两职分离、CEO身份,以及行业绩效期望差距的调节作用。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2009~2013年的数据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研究结论:第一,随着家族控制权的增加,企业为抵消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质疑并赢取合法性,战略趋同程度也会增大;第二,当董事长和CEO两职分离时,董事会监督效力的提升以及信息不对称程度的下降传递了公司治理有效的信息,减弱了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家族企业的质疑,从而企业表现出更低程度的战略趋同行为;第三,家族企业在两职分离后任命非家族CEO时,职业经理人较高的职业声望、企业目标导向传递了公司决策过程客观的信息,这既减轻了外部制度压力也缓解了家族企业的资源困境,从而降低了家族企业的战略趋同程度;最后,当公司经营业绩高于行业期望水平时,组织因其战略有效而赢得了合法性,家族企业的战略趋同程度也随之减弱。本文对于家族企业治理结构与战略行为关系的研究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
摘要:研发国际化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企业在全球市场上寻求先进技术资源、创造和维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选择。本文以2009~2014年我国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中国企业研发国际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并首次从社会资源视角,检验了企业国有股权和高管政治联系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资源对研发国际化和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结论显示:研发国际化对我国跨国企业的创新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其次,高管政治联系这一后天形成的隐性社会资源正向调节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相反,企业内含国有股权这一先天携带的显性社会资源则对两者关系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最后,社会资源对研发国际化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因企业所处地区制度环境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相对于制度发达地区的企业,制度落后地区企业拥有的社会资源更有助于企业开展研发国际化和创新活动,进而推动其创新绩效提升。
摘要:基于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行权时间限制和行权业绩考核的特殊制度背景,本文考察股权激励公司的盈余管理优序决策问题。研究发现分类转移、应计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优序因高管所持权益类型的不同存在显著差异。持有处于行权限制期限内的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高管最偏好分类转移,其次应计盈余管理,最后选择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而持有可行权期权和非限制性股票的高管最偏好应计盈余管理,其次分类转移,最后选择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实证结果表明,在股权激励情境下,分类转移的主要功能是帮助高管达到股权激励行权考核业绩条件和抬高股价,应计盈余管理则主要用于抬高股价,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由于损害公司长期业绩,成为最后的选择。三类盈余管理收益和成本的差异决定了高管对其偏好的优序。
摘要:本文以中国沪深两市2001~201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经理薪酬激励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并尝试探讨其作用机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当资本结构低于目标水平时,经理薪酬越高,公司向上调整资本结构的速度越快。在考虑目标资本结构的其他衡量方法、控制公司特征对调整速度的影响,并采用经理薪酬变化值后,上述研究结论都保持不变。进一步地,当债务对经理人的约束效应较强时,经理薪酬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之间的关系更加敏感。本文的研究发现证实了Morellec等(2012)等文献提出的股东经理人问题影响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债务约束效应机理,并丰富了动态资本结构、经理薪酬等相关领域的文献。
摘要:本文在分析对外贸易和技术进步对我国产业结构影响机理的基础上,使用我国主要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u型相关关系,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产业结构水平呈现先下降后增长态势,而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摘要:全球化生产与跨国资本的流动导致全球劳工权利保护受到严峻的挑战。与传统的国家立法和工会团结两种保护政策工具不同,社会认证依托消费者和媒体对品牌公司进行点名和羞辱,促使品牌公司和代工企业关注工人权利。社会认证模式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本文对社会认证的起源和发展进行概括,并总结学术界和劳工实践界对社会认证监管模式的论争。
摘要:本文构建跨期DEA—Tobit两阶段模型,分析我国城市的环境绩效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要进一步提升城市环境绩效,须在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同时,增强环保意识、加大环保投入:通过科技创新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并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亦有助于城市环境绩效提升。
摘要:本文以问题为导向,探究土地整治纠纷产生的原因与生成逻辑。发现其根源在于产权主体虚化和产权细碎,导致土地整治中的“反公地悲剧”,并通过这一理论加以印证。试图为纠纷生成的逻辑机理提供可能的理论解释框架。进而在健全法治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的前提下,找寻土地纠纷法律规制的路径选择与对策建议。
摘要:本文立足西部生态脆弱地区绿色发展,在分析产业集群与循环经济优缺点的基础上,提出循环产业集群新模式。认为该模式拥有一个技术保障、物流与信息两大基础设施、政府支持和绿色文化两大软环境。循环产业集群发展从低到高分为3个阶段,产业集群发展空间大于循环经济发展空间。循环产业集群发展的最高状态是泛产业集群,即全社会实现跨行业的绿色发展。并提出构建循环产业集群是西部生态脆弱地区的绿色增长极。
摘要:本文从标的公司是否为公众公司及其规模对于并购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运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0~2015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目前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标的公司是否为公众公司对于短期与长期并购绩效均无影响:但相对规模对并购不同类型标的公司有不同的影响:当标的公司为公众公司时,相对规模与短期并购绩效正相关,与长期并购绩效无显著相关。本文的研究结果能够为并购绩效影响因素提供一个分析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