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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应对发展环境变化、把握发展自主权、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必然选择,是更好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回顾创新理论发展的基础上,本文介绍了融合创新的概念,分析了融合创新的4个关键支撑、5个构建模块以及创新发展路线图。本文认为,融合创新基于对众多社会、经济、环境问题的整体性、交互性和复杂性的认识,强调创新目标、创新主体和创新受益者、跨学科方法的融合,综合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社会过程创新、金融创新、制度创新等领域,采用差异化策略将个体行为转变为集体行动,遵循社会化学习、社会资本形成和集体行动路线图,避免在解决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时顾此失彼的现象,是对创新模式的反思和再创新。基于融合创新理论体系,本文对中国新时期作为国家优先战略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行了理论解析并提出了融合型创新驱动发展建议。
摘要:本文借鉴Antras等(2012)提出的最新方法,从价值链上下游的视角对国有企业垄断上游行业的现象进行了测算,并刻画了其动态变迁趋势;在此基础上,结合微观企业数据库和生产率增长的分解方法,从技术进步、资源配置效率和企业动态性方面,考察了国有企业垄断上游行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垄断上游行业阻碍了整体的技术进步,恶化了资源配置效率,使得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进入市场,并挤出了高效率的非国有企业。因此,推动上游行业的“去管制”和市场化改革,从而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对于长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摘要: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动态与生产率的特征事实分析,我们使用动态Olley—Pakes方法和1998~2007年大中型企业微观数据,对1998~2007年制造业生产率变化的来源进行了分解。结果发现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TFP增长90%来自企业成长,而企业进入与退出对制造业TFP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0%左右。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克服了现有研究中对企业进入退出状态定义和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变化测度的偏差,准确地捕捉了不同因素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并证实本文结果与其他研究的差异来源于分解方法本身。这意味有必要重新审视企业成长和企业进入与退出的作用,特别是应当根据这些效应的行业、所有制和区域特征制定差别化、针对性强的产业政策。
摘要:2005年以来,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大,而我国出口却保持快速增长,这被称为宏观层面的“出口汇率不相关之谜”。本文以理论模型为基础,用结构方程方法首次基于企业层面从金融约束和对冲的角度研究出口汇率弹性。研究发现:在汇率改革前后,金融约束导致企业出口汇率弹性中位数上升1.325/1.626,价格对冲、金融对冲和经营对冲分别使该中位数降低了0.007/0.015,0.33I/0.159,0.695/0.929,上述估计结果显著低于以往的研究。本文进一步发现,出口量95%分位数以上的企业出口汇率弹性较低,中位数仅为0.15/0.24,汇率对出口额影响存在明显的企业异质性。本文为宏观层面的“出口汇率不相关之谜”,从金融约束、对冲和组成效应的视角提供了微观解释。
摘要:本文在Chor(2010)的研究基础上,从理论上考察了国家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与行业特征的相互匹配效应对出口的影响,以此来揭示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基于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国制造业行业出口的面板数据,本文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与行业特征的相互匹配效应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与行业特征的相互匹配效应显著促进了中国总体制造业行业出口的增长;知识产权保护与行业特征的相互匹配效应只能显著促进低研发密集度和低专利密集度行业的出口,但是未能促进高研发密集度和高专利密集度行业的出口;知识产权保护与行业特征的相互匹配效应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行业的出口,但是未能促进中国对发达国家制造业行业的出口。本文还发现,知识产权保护与行业特征的相互匹配效应通过提高行业生产率促进了中国出口增长。
摘要:企业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主体,创新动向指数是全面、系统、动态反映企业创新水平和趋势的综合指标。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创新动向指数表明,当前企业已进入创新活跃期。主要表现为:第一,企业创新潜力强劲,企业家精神成为提升创新潜力的最重要动力;第二,企业家创新投入意愿强烈;第三,创新市场环境、文化环境较好,企业注重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多元化创新信息渠道。同时,中国企业创新效果初步显现,创新在提升产品质量、改善环境、开拓新市场等方面作用明显,但是企业创新尚存在诸多问题、困难和挑战,离国家创新战略提出的要求依然存在不小差距。因此,企业家亟须提高自身创新思维与方法水平,通过多层创新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企业家同时期望大力培育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的制度环境、文化环境和金融环境等促进创新进发的宽松的外部环境,加快创新驱动力的形成。
摘要:中国农地流转市场正在经历快速发展,农户在农地流转中的决策行为值得关注。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在分析农地流转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研究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基于2013年和2015年两轮29省全国性代表农户的追踪调查数据,建立线性概率LPM模型和二分变量LOGIT模型,本文发现:第一,农地流转市场发展迅速,农地的集中化趋势明显,农地细碎化的现象有所减轻。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比例由2013年的24.1%上升至2015年的31.4%;农户户均土地经营面积从8.3亩上升至12.9亩;土地经营规模在10亩以下的农户比例从83.58%下降至76.87%。第二,农户参与衣地流转的行为决策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家庭的人口特征(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人口数量、家庭负担系数、男性占比、抚育孩子数量、有在读大学生子女等)、经济特征(就业情况、财富水平与收入结构等)、土地禀赋(土地的数量、质量、确权情况以及征收情况等)和社会环境因素(所在村的农地流转整体情况)均会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产生显著影响。
摘要:2003年以来中国正在经历卫生筹资转型,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人均卫生总费用快速上涨;二是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持续下降。本文利用两套面板数据对中国卫生筹资转型的决定因素与健康绩效进行了研究,有以下主要发现:(1)我国人均卫生总费用的收入弹性为正数且小于1,医疗服务在中国应被视为必需品;(2)统筹基金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与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两者之间呈负向关系,而非相互促进关系;(3)中国的卫生筹资转型刺激了居民门诊和住院的医疗服务利用程度,但是卫生筹资转型并未能够带来明显的健康绩效。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摘要:本文在对主体分层和“看病贵”重新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对现阶段增加医疗资源供给的政策措施,在解决“看病贵”问题上的有效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医疗服务对整个国家、政府、个人是必需品,而对社会是奢侈品;医疗资源供给增加与诱导需求推动了医疗费用的上涨;医疗服务市场竞争会降低个人医疗费用和政府卫生支出,增加整个国家的卫生总费用,但是对社会支出的影响并不显著;技术进步、人口结构、医保覆盖率等对医疗费用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进一步研究认为,区分“看病贵”对不同层次主体的意义,推动医疗服务需求方与支付方的统一,以及理顺医疗服务供给者、需求者与支付者三方关系,是解决“看病贵”问题的基础。正视技术进步、收入增长所带来的供给多元化;改善竞争机制,推动政府角色转变;改变当前医护比例失调的状况;增加医疗机构类型和数量的同时,加强对公立医疗机构的引导和监督等,是解决“看病贵”问题的有效举措。
摘要: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究竟什么因素影响了区域间技术创新差异?本文从基因视角对区域间技术创新差异给出了新的解释,我们认为用遗传距离代表的区域间基因差异会显著影响技术创新程度的差异。利用1988~2009年中国省际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遗传距离对中国区域间技术创新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绝对遗传距离和相对遗传距离均对技术创新差距有显著正向影响,即遗传距离越远的区域其技术创新的差距也越大。本文进而检验了遗传距离对技术创新差距影响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遗传距离并非通过智商上的差异导致创新差异,而是通过影响人群交流从而影响技术创新差异。本文最后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摘要:基于中国财产保险行业的二手数据,本研究探讨了多市场接触对企业非伦理行为的影响,并分析了市场集中度的调节效果。研究结果显示,多市场接触正向影响企业非伦理行为,且市场集中度可以调节多市场接触与企业非伦理行为问的关系。具体而言,在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市场中,多市场接触与企业非伦理行为之间的正向关系随市场集中度的升高而增强,但在寡头垄断市场中,随着市场集中度的升高,这种正向关系不复存在,多市场接触负向影响企业非伦理行为。研究结果支持了相互节制假说,与现实市场中多市场接触对企业伦理决策的影响相一致。该结果说明,现实中政府或监管部门对企业非伦理行为的治理不仅要关注行为主体,也要关注行为主体所处的市场结构。
摘要:历经四次冲击的“中华老字号”,一方面,既有资源越发弱势;另一方面,冗余资源越发沉积。在资源多重约束的情境下,仍有大量的“中华老字号”浴火重生,乃至成为传统行业中的翘楚。该文选择其中的4家企业进行案例对比研究,旨在从资源警觉到资源环境建构的扎根研究过程中,解读温和改善的实现机理和机制,并与创业新组拼理论和战略创业理论进行竞争性解释,随之,提出了刻画温和改善的五维变量,以及机制解释的系列命题和假设构型。这些成果,初步深化和发展了渐进性创新理论、资源视角的组织进化学说和资源环境动态观;同时,给一线管理实践也带来了启发。
摘要:通过余姚和安吉两地案例研究,本文考察了政府工作与集群升级间的演化关系。研究发现:(1)对于发展新兴产业,“人才招商”和“由外而内”的制度工作设计能够有效解决政府招商问题上的制度“囚牢”,激活微观主体推动企业创新,实现跨产业链升级;对于发展传统产业,“行业导向”和“由内而外”的制度工作设计能够有效解决政府政策制定上的制度“囚牢”,构建宏观话语推动企业创新,实现本产业链升级。两者都是帮助集群“去制度化”的必要前提。(2)政府辅助性制度工作可以重塑集群内外的产业结构和所处环境的话语成分,帮助创新企业获得生存空间并推动集群升级。(3)制度工作强度伴随集群演化而改变,政府角色应该从“制度企业家”向“常规协调者”转变。本文拓展了新制度理论在产业领域的应用,对集群发展的政策实践亦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摘要: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中国家族企业面临着如何在保持现有优势基础上探索新的创业机会的挑战,为回答这一问题,一场以“战略创业与家族企业持续成长”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适时于杭州召开。本届年会围绕着家族企业非经济目标的内涵和影响、家族企业战略创业行为、创业环境与家族企业关系等几个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这些研讨表现出了理论视角收敛、研究方法多样和研究水平提高等特点,研讨会为增进对中国家族企业战略创业的认识、发展中国情景的家族企业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摘要:本文从金融脆弱性理论视角看,温州区域金融风波的形成遵循了金融危机发生的一般机制,而征信体制不完善诱发的道德风险又加剧了金融脆弱性。国内区域金融风波频发也暴露了中国金融脆弱性现状,揭示了政府行为和金融监管的缺陷。因此,要从顶层设计和长效机制角度入手,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摘要:2013年光大证券“8·16事件”之所以成为我国证券市场的首例黑天鹅事件,其中高频交易的嫌疑最大。本文通过基本概念的界定和交易策略的简要介绍,认为此次事件为高频交易在事件研究、市场微结构、外汇储备保值、热钱监控、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等问题中有广阔的应用机遇。本文认为,重视和深入高频交易的相关研究将大大降低市场的传染和崩盘风险,对正在研究的T+0交易制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摘要:本文以5个采选业(2005~2013年)数据为例,采用Breitung面板协整方法研究不同所有制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收益差异问题,并认为,在探索自然资源类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中既要推进不同所有制的开放联合,更要坚持结构性“有保有控”,在保证国有经济主体地位基础上,寻找多种经济形式并存、优势互补的实现路径。
摘要:我国民工“流动”自1992年“民工初潮”至2004“民工高潮”止,已进入到拉尼斯一费景汉(Ranis—Fei mode1)理论(以下简称“拉-费理论”)转移的第二个阶段。其中每一次的起伏变化都直接影响我国粮食价格的波动。2004年以后,民工“流动”逐渐趋于平稳,粮食价格也开始出现“温和型”上涨趋势。本文试以灰色相对关联度为工具,结合我国1978~2014年粮食价格波动指数,粮食产量增长、人口数和第一产业比重等数据,揭示民工“流动”与粮食价格波动的内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