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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区域总体质量指数(Total Quality Index,以下简称TQI),是指对某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本文中统一用“区域”代表),整体质量发展水平的衡量。TQI包括对区域关键质量领域、要素、衡量方法和数据水平的测评等关键部分。本文在第一部分,主要分析TQI对区域宏观质量、经济和发展的意义。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将重点研究TQI的前提假设,即确定衡量总体质量的内在涵义。在第三和第四部分,将依照总体质量的内在涵义,构架TQI的模型和内容体系。在第五部分,主要提出TQI的测评方法。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将对TQI的应用做一个简要的归纳。
摘要:本文利用1999~2005年中国内地地区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联立估计了教育支出等7类公共支出的需求函数,并据此构建7类公共支出的供需匹配指数;进而,运用多选项Logit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程度与公共支出供需匹配指数的相互关系。结果显示:(1)财政分权程度与教育支出以及抚恤与社会福利救济费供给不足指数正相关。随着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政府供给的消费型公共服务低于居民实际偏好的需求水平的可能性将增大;(2)财政分权程度与行政管理费以及基本建设支出过度供给指数正相关。随着政府公共资源配置权力的扩大,地方政府具有不顾居民实际需求偏好而膨胀行政成本和扩张基建支出的双重倾向。本文的政策含义是,中国目前尚不具备使财政分权正向激励效应得以有效发挥的制度基础,应在保持适度财政分权的同时,加大力度推动基层民主建设,同时改革现有的政府绩效考评机制,引导地方政府有效配置公共资源,更好地满足民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摘要:我们根据2004~2007年间中国上市公司的季度数据,考察货币紧缩政策如何影响信贷资源配置结构和效率。我们发现,银根宽松阶段,高成长行业更有可能得到信贷融资,然而,在银根紧缩阶段,企业信贷融资额大幅下降,并且这种融资减少主要发生在高成长行业。进一步分析表明,银根紧缩阶段的“信贷融资-投资机会反应系数”的下降,并非源于高成长行业未来投资机会或外部融资需求的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货币紧缩政策降低了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我们进而发现,在银根紧缩阶段,信贷资金向国有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倾斜,导致了信贷融资-投资机会反应系数的下降。本文分析表明,在银根紧缩阶段,信贷资源配置更有可能服从于照顾国有企业、稳定就业等目标,而非经济效率目标。
摘要:为比较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沪市A、B股票市场之间的信息传递关系和整合性,本文构建了基于时变相关系数的双变量ARMA-EGARCH模型,并利用分时5分钟的高频数据对在沪市A、B股交叉上市的公司进行了经验分析。分阶段的研究表明,股权分置改革加强了A股与B股两个市场之间的联系:提高了A股对B股的收益溢出效率,增强了两个市场之间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进而增强了沪市A股与B股两个市场的整合。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能否充分利用开放性的资源迅速提升本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以及产业竞争水平已成为一个迫在眉捷的问题。本文在Grossman和Helpman技术创新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引入FDI资本综合分析FDI的市场竞争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行业层面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相关数据,对市场竞争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测算。经验研究表明,在控制外资溢出效应的前提下,短期内由于外资企业进入带来的负面竞争效应十分明显;而在长期,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生产率差距的缩小,激烈的市场竞争又会促进内资企业研发生产率的提升。按不同市场竞争程度分组的检验表明,在市场竞争较为激烈的行业中,内资企业的研发受到的冲击更强。
摘要:劳动生产率提高在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协调地区经济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采用指数方法实证研究了1978-2006年我国内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下文简称“省份”)劳动生产率的收敛性问题。结果显示: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表现出东部领先背景下的有限收敛,劳动生产率绝对值则表现出东部占优条件下的相对发散,这种格局在1993年之后有相对增强态势。劳动生产率增长可分解为纯生产率效应、鲍默效应和丹尼森效应,各省份劳动生产率增长主要是依靠纯生产率效应驱动的,这种状况在1993年之后得以强化。各省份劳动生产率增长中丹尼森效应贡献度较小,这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流转的交易成本较高有关,而纯生产率效应的贡献最大,这与分工演进和资本深化有紧密关系,地区劳动生产率收敛性演变的主要动因是不同地区的资本深化存在差异,特别是东部具有相对于中西部的资本深化优势。从实证研究中可以引申出我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协调地区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含义。
摘要:本文根据增长极和非均衡增长理论构建了扩散与回流实证模型,使用空间计量经济联立方程对中部地区6省579个市县在2000~2005年期间的非农业经济增长和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中部地区城市增长极的扩散与回流效应主要存在于50-100公里范围内。在此范围内,首先,地级及以上城市间GDP增长有互相促进作用,但是在就业增长上相互抑制。其次,地级市在GDP和就业增长上分别对县级市和未设市的县镇有显著的扩散作用。其三,县级市增长对邻区县级市的GDP和就业增长都有促进作用,但是对邻区未设市县镇的GDP和就业增长都有显著的回流效应。本文最后讨论了实证结果在制定中国中部增长极和城市圈发展战略中的参考作用。
摘要:本文的主要目标是分析2006—2008年国内外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和原因以及未来粮食价格走势。研究表明:(1)全球粮食价格在2006~2008年上半年出现大幅上涨,但2008年下半年以来又大幅回落,到2008年12月份国际粮食价格已跌至2007年下半年水平,预测2009年粮食价格还将小幅度下降,但中长期的粮价将现上升趋势;(2)全球能源价格的大幅上涨、生物质液体燃料的扩张、市场投机及一些国家所采取的贸易限制政策等因素是导致过去两年粮食价格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而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石油价格巨幅下挫和生物质液体燃料产业萎缩是2008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粮食价格大幅回落的主要原因;(3)我国政府粮价控制政策在稳定国内粮食价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农民没有从过去2年多全球粮价上涨中获得应得的利益,2009年可能还将受粮价下降的冲击。
摘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内生式缺陷使其难以有效规避“逆向选择”悖论,简单地改自愿性原则为强制性原则,并不能实现人人参与的目标。本文通过理论研究表明,在政府财政紧约束、资金投入不足的条件下,通过“柠檬定价”,依据风险,分类设计合约组合,并建立一套激励相容机制,是解决当前我国农村医疗保险市场“逆向选择”经典难题,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惠及面的一种次优选择。本文的实证分析支持了这一结论。最后,在结论性评述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克服农村合作医疗“逆向选择”问题的政策建议。
摘要:农村土地权属问题看似一个显问题,实质不然。尽管学术界对这一问题未予以高度关注,但确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问题。从调查结果看,样本农民对农村土地权属的认同以“国家所有”为主。这一结果固然与样本的本身阅历肤浅有关,但进一步的调查发现,样本农民对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是高度关注的,他们的“明知故犯”式的矛盾选择是有其特定原因的,也是符合理性行为准则的。农村土地权属法律界定的模糊化与实践操作的国家意志化是导致样本农民做出这一“明知故犯”结果的根本动因。由此可以看出,在对待农民问题上,国家的法律规定固然重要,实践操作更重要。一个不把农民土地所有权益放在相应位置的管理制度,是不会得到农民认可的,由抗争引发的农地纠纷问题就不会在短期内得到很好解决,相反,随着农村城市化,乡村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民与政府的矛盾将会加剧。
摘要:有关领导-部属交换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已有很多,而对两者间的中介变量及调节变量的研究却很不足。通过问卷调查和分析本土家族企业领导者及员工的配对样本,本文探讨了中国家族企业的领导-部属交换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尤其是研究内部人身份认知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中国人传统性的调节作用。结构方程建模分析的结果表明,领导-部属交换与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显著正相关,内部人身份认知在两者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层次回归方程分析的结果也显示,中国人传统性对领导-部属交换与内部人身份认知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即对于低传统性员工而言,它们之间呈显著的相关关系:而对于高传统性员工而言,相关关系并不显著。
摘要:企业家默会知识在代际间的成功转移是家族企业顺利延续的关键。本文重点探讨了家族情境对企业家默会知识代际转移的影响机理。对来自中国96家处于传承过程不同阶段的家族企业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家族情境可以从家族亲密度、家族集体倾向和家族适应性3个维度来刻画,企业家默会知识代际转移应从诀窍知识获取、心智模式领悟、诀窍知识承诺和心智模式承诺4个维度进行测度。家族亲密度对企业家默会知识代际转移的4个维度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族适应性仅对心智模式领悟维度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家族集体倾向对4个维度的影响均不显著。在任者一继承人关系质量对家族亲密度和诀窍知识获取之间的关系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对家族亲密度和诀窍知识承诺之间的关系存在不完全中介效应。
摘要:本研究通过中国文化对消费者的影响,借助合理行为模型的原理,来研究中国消费者购买意向的影响因素。根据合理行为模型,行为意向受到个人的态度的因素和社会的规范的因素影响。而社会的规范的因素会因文化价值体系的不同而不同。本研究用反映中国文化特点的面子意识和群体一致意识两个变量取代合理行为模型中主观规范这个变量,从而形成中国文化背景下合理行为模型的修正模型。本研究以中国消费者为自己购买手机行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对原有模型和修正模型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修正后的模型对数据的拟合度比原有模型要高,所以本研究认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应该对合理行为模型进行修正。
摘要:本文选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3—2005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管理层和董事长的背景特征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的教育水平、管理层平均年龄与过度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董事长个人的背景特征对过度投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学历、年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上。进一步区分企业性质后的研究发现,在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中,管理者(管理层以及董事长)的背景特征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本研究的启示意义在于,在研究公司投资等行为时,必须考虑到管理者的相关特征。同时,本文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公司的投资行为,为上市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以及加强国有企业的董事长等高管的选拔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摘要:本文以2004~200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非平衡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建立固定效应计量经济模型,以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为研究主体,研究了金字塔控制结构下的股权制衡产生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金字塔控制结构下的股权制衡效应在中国上市公司并没有得到完全发挥,股权制衡正面治理效应的发挥是有其条件限制的。在多个终极控制人共同控制上市公司的情况下,分离型金字塔控制结构和非分离型金字塔控制结构各自对上市公司产生的负面治理效应和正面治理效应发挥着主导作用。研究还发现,股权制衡能够产生权益效应;分离型金字塔控制结构下,多个终极控制人现金流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制衡效应降低了公司价值,而非分离型金字塔控制结构下,多个终极控制人现金流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制衡效应则提高了公司价值。
摘要:本文利用手工收集的沪、深两市制造业A股2002~2004年数据,研究关联方应计的可靠性以及股权制衡对关联方应计可靠性的影响。结果发现相对于非关联方应计而言,关联方应计的可靠性比较低;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关联方应计具有较低的可靠性主要来自与第一大股东阵营之间的关联交易,而来自第二大股东的股权制衡能够显著提高与第一大股东阵营之间关联应计的可靠性。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了有效的公司治理在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本文研究揭示了股权制衡改进会计信息质量的一个具体途径。
摘要:中国改革开放30年,浙商率先迅速崛起,但也面临严峻挑战。这是一个“个众”与公共展开、冲突和协调的过程。所形成的浙商“个众”特性,既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形成“后发”的先发优势,又存在局限,率先遭遇“后发劣势”,即改革不到位和公共缺失。浙商要应对挑战,就必须进行一系列的创新和转型,关键是形成和发展新的“个众”与公共的协调关系。
摘要:本文对官方监管机制对市场约束的影响力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市场约束与官方监管存在较大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市场约束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是有特定条件的;并对其相互配合提高银行监管的有效性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