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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结构失衡问题呈现出不断加剧的趋势,这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在结构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构建了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测度的指标体系,并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结构失衡程度进行了测度。测度结果显示,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指数从1992年的2.42增加到2007年的4.02,表明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程度总体上在加剧。在测度结果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经济“失衡并增长”的表现、逻辑以及潜在风险进行了深入剖析,分析了经济结构失衡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三维平衡关系,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展望,这为研究中国经济结构失衡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摘要:20世纪80年代拉美经济经历了“失去的十年”,90年代的增长也乏善可陈。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国内基本以总结新自由主义的教训为主。但事实上,对拉美影响深远且至今仍充满活力的却是民粹主义的福利赶超。我们的分析表明,福利赶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拉关的发展历程,其教训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忽视发展阶段的经济赶超;二是忽视财政限制的福利赶超;三是忽视市场机制的政府主导。总结拉美民粹主义福利赶超的教训,对于当前中国发展的政策含义在于:(1)重视初次分配的重要性;(2)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应与发展阶段相适应;(3)打造民生工程应尊重市场机制。
摘要:以技术创新政策为案例,本文在政策量化方面做出了有意义的探索性研究,并通过量化后的政策描绘出政策协同演变的路径以及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给出了政策量化标准具体的操作手册,并得出了一些启示性的结论:第一,颁布政策与政策协同的核心机构并不是主管科技工作的部门,而是掌管关键经济和行政资源的部门。第二,中国技术创新政策正逐渐摆脱单纯依靠行政措施或其他单一政策措施实现政策目标的做法,而转向综合利用各种政策措施,通过各种措施的协同推动技术能力的提升。第三,创新政策协同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方向性差异,并不是协同越强越好。
摘要:本文以2002~2006年中国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干预和金字塔层级对投资过度与投资不足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存在着因政府干预而导致的过度投资现象,仅有微弱的证据表明政府干预与投资不足有正相关关系。并且结果显示,金字塔层级与过度投资负相关。这说明金字塔结构作为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可以保护公司行为免受政府干预的影响。本文研究从投资视角为经济转型期的政府干预理论提供直接证据,丰富了新兴资本市场中金字塔结构的研究,并为改革政企关系提供了政策启示。
摘要:中国出口爆炸式的增长及其表现出来的强劲竞争力已经由一个区域性问题演变成一个世界性问题。本文采用一个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分析框架,从企业层面的微观角度出发,将中国出口总量增长分解为集约的贸易边际与扩展的贸易边际,并在此基础上模拟了可变贸易成本和出口固定成本对二元边际的影响。结果表明,在2003~2006年间,中国的出口扩张主要源自集约的贸易边际,而贸易成本的变动对中国出口总量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促进扩展的贸易边际实现的。由于集约的贸易边际可能导致出口收入波动和贸易条件的恶化,因此本文的主要政策含义在于,中国的出口增长路径必须由集约的贸易边际尽快转向扩展的贸易边际。
摘要:本文基于1997~2005年的面板数据对中美两国服务部门产业内贸易的水平、结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基本结论是:(1)在此期间中美服务部门产业内贸易的总体水平高达0.7957,以MIIT指数(即“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衡量的中美服务贸易的增长是产业内贸易型的。(2)分部门看,“客运服务”、“旅游”、“其他运输服务”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最高;但“金融服务”、“教育服务”、“商务服务、专业服务和技术服务”、“建筑工程咨询服务”以及“专利权利和特许费”等部门或项目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最低;产业内贸易水平上升明显的服务部门较少。(3)同时期的平均产业内贸易指数与MIIT指数正相关,表明对于具有相对较高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服务部门来说,其服务贸易的增长也是产业内贸易型的。(4)以人均收入水平差异表示的中美两国需求结构的差异程度与两国服务部门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显著负相关;两国的双向FDI规模差异、市场规模差异和经济自由度差异以及两国之间的货物贸易密集度分别与两国服务部门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正相关。两国在市场规模以及经济自由化程度方面的差异并未妨碍两国服务部门的产业内贸易。在影响两国服务部门产业内贸易的各因素中,人均收入水平差异和市场规模差异是最重要的两个因素。
摘要:经济基础方面的“三农”问题与上层建筑方面的“三治(村治/乡治/县治)”问题高度相关,构成矛盾的对立统一。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随宏观经济的波动而时紧时缓;不同的经济增长机制对于矛盾的演化也具有重要影响。本文认为改革30年来随着宏观经济周期趋紧,中国农村地区先后发生了三轮“治理危机”;到1990年代以后表现为大量的对抗性冲突。主要原因是违背了“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造成的制度成本——“去组织化”的个体小农难以提供足够的剩余来支撑与大包干伴生的“撤社建乡、撤队建村”之后逐步庞大、异化于经济基础的农村上层建筑。因此,越是现代化的农村“上层建筑”就越是需要政府全额承担制度成本。
摘要:本文利用327份入户调查数据,依据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及经验研究证据,首先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测算衣户生产阶段和销售阶段的技术效率,在此基础上做出交易费用是影响农户选择不同契约模式的重要因素这一基础假定,建立计量模型并运用Multinomial Logit回归方法进行验证。研究结果显示:农户销售阶段技术效率普遍偏低,均低于生产技术效率,但不同销售渠道的技术效率有显著差异。相对于最为传统的农户自行零售方式而言,以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和执行成本为代表的交易成本对衣户选择不同的契约方式有显著的影响,农户特征对选择不同的交易渠道影响不显著。在农产品市场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为逐步解决传统农产品的卖难问题,决策部门可以适度考虑农户的信息需求以降低农户的信息搜寻成本;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以增强农户的谈判能力和提升产品质量水平;鼓励电子商务等现代化的交易手段以降低交易的执行成本;改善道路交通条件以降低农户实际承担的交通成本。
摘要:本文基于一个随机抽样的来自中国6省116个村庄1918个村民的实地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对农民负担以及乡村干群关系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农村税费改革显著降低了农民负担,特别是农民政策内负担的水平,而对政策外负担影响不大;同时,农民的政策内负担水平并不明显影响农民对乡镇政府的政治信任程度。因此,农村税费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农村紧张的干群矛盾,但却无助于从根本上改善和提高村民对基层党委和政府的信任程度,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改善干群关系。农村税费改革后的乡镇政府综合配套改革需要充分考虑这一现实难题,通过完成基层治理方式和制度切实改善农村基层治理水平,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发展。
摘要:本报告揭示了企业家群体对于创新和社会责任认识的变化过程,了解了中国企业在创新和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状况与问题,阐释企业创新的新任务、企业社会责任的新内涵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企业家素质的新要求,反映企业家对营造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新环境的期望。
摘要:本研究着重识别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过程中企业家个体层面需要传承的要素,并对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做出了初步的判断。通过对41则媒体报道资料的结构化分析和对来自60家面临传承问题的家族企业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企业家默会知识、企业家关系网络和企业家精神是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过程中企业家个体层面需要传承的三大类要素。无论对三类要素内部需要传承成分的认知,还是对三类要素在传承要素体系中相对重要性的判断,企业家和企业家子女均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差异。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处在传承过程不同阶段的企业家子女,对三类要素在传承要素体系中相对重要性的评价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这些研究发现无论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理论研究者还是实践者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摘要:本文考察了在存在地方政府干预的背景下不同所有权性质与企业并购决策的关系,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直接控制的企业更易实施本地并购、更多的实施无关的多元化并购,而中央政府控制的企业则可以突破地方政府设置的障碍,实现跨地区并购。本文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干预的确对企业的并购决策产生了影响,也一定程度支持了我国存在市场的地区分割的结论。
摘要: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对审计委员会制度的自愿性治理需求这一特殊视角,系统地考察了蕴蓄不同成本的终极控制人特征对审计委员会需求的决定方式与后果。实证研究发现:(1)第一大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比例(V)与审计委员会(AC)的引入概率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但在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分离严重(CV≥20%)的公司中表现为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其现金流量权比例(C)与审计委员会的引入概率之间表现为正相关关系,但并不显著;(2)给定终极控制权比例(V),其对审计委员会需求的抑制作用,在终极控制人的不同产权性质之间表现出显著差异:政府控制的公司比非政府控制的公司更为显著,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比中央政府控制的公司更为显著;(3)即便是同为政府控制者,在其不同控制权行使方式下,进一步衍生出抑制效应的差异,即: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参与控制权行使的公司比国有实业公司参与控制权行使的公司更为显著。这些发现意味着,不仅一般意义上的股权结构(集中程度)影响着我国上市公司对审计委员会的需求动因,而且施予其法律形式背后的深层经济实质因素,如控制权性质、行权方式等,进一步抑制或激发了对审计委员会的需求。
摘要:理论是否能够解释我国国有企业收益分配政策,是国有企业收益分配和公司治理领域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以理论为基础,运用2003~2006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政策与高管人员在职消费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相对非国有最终控制的公司而言,国有最终控制公司高管人员的在职消费程度与公司业绩负相关,而支付现金股利可以显著降低高管人员的在职消费程度。这表明国企分红在抑制在职消费的同时,减少了成本。这为我们从优化公司治理、约束管理层动机角度思考国有企业收益分配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摘要:独立董事是现代公司治理机制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在于减少公司的成本、保护中小投资者,同时提高董事会的决策能力。独立董事是否能够发挥监督和咨询作用,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独立董事是否有能力独立;二是独立董事能否有效履职。这两个方面可以具体化为独立董事的专业背景、在董事会的占比、独立董事报酬和参会次数。本项工作考查了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盈余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以盈余管理程度、深交所信息披露评级、盈余激进度和盈余稳健度的4个指标衡量上市公司盈余信息质量。我们发现,董事会中具有财务或会计背景的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占比较高,上市公司盈余信息质量较好。独立董事参会次数越多,代表公司问题较多,相应地公司的盈余信息质量则较低。但是,我们没有发现独立董事报酬与公司盈余信息质量之间有显著关系。
摘要:与社会资本有关的非正式制度对人类行为和福利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和正式制度之间既可能是互补的,也可能是互替的。在经济发展和市场化的过程中,社会资本本身及其作用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在中国,社会资本的作用及其变化还存在着一定的城乡差异。
摘要:2005年7月21日我国对人民币汇率进行重大改革,这以后人民币汇率呈现单边升值的态势,那么人民币汇率政策目标是什么?本文先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汇率政策目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当前人民币汇率政策目标是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维护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摘要:作为贸易大国,出口退税率的调整不仅影响国际市场产品价格,更对我国社会福利产生影响。以出口退税率下调为前提,对我国这一政策调整下的产品局部均衡和国内一般均衡进行经济学分析,结果表明,产品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的差异导致了产品出口量变化、生产量变化和国内消费量变化的强弱反应不同,从而影响我国社会福利水平的高低变化。因此,应当分析相关产品的国内外需求价格弹性和供给价格弹性,优先选取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小的产品进行适度调整,以保障我国企业发展,减少社会福利损失,避免过度挤压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引起经济大幅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