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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影响企业绩效的关键因素入手,系统的研究了企业动力系统构成,并详细分析了计划经济、转型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动力系统构成的差异及转型经济时期国有企业动力系统构成的特殊性。在对企业动力系统的变迁进行了系统研究的同时,本文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委托关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因此对影响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在不同层面都进行了系统分析。本文的系统分析,为我们解释一些经济现象,分析企业绩效,认识国有企业改革,制订国有企业改革和管理方案具有积极的意义。
摘要:货币政策在治理1998年后的通货紧缩中表现出来的明显弱效与此前在治理通货膨胀中的显著效果形成了鲜明对比,货币政策效力非对称性问题引起了国内政策和理论部门的关注。货币政策效力的非对称性主要是指货币政策效力在政策方向上的非对称性和在经济周期上的非对称性。基于经验检验结果,本文发现中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产出没有影响,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能够有效影响产出,货币政策效力存在政策方向上的非对称性;紧缩性货币政策效力对时间因素非常敏感,只在短期内对产出具有显著的影响;经济周期因素对货币政策作用于实际产出的效果没有影响,货币政策效力不存在经济周期上的非对称性。
摘要:本文在OR模型分析框架下,构建了一个包含Calvo价格交错调整粘性和垄断竞争的两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对货币、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根据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提出了一个可检验的假说:与传统Mundell—Fleming等模型的结论不同的是,开放条件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及二者的相互作用。最后以中国实际数据为样本对理论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摘要:利率市场化进程中,要发挥利率在资金配置中的主导地位,不仅需要有一个合适的利率水平和相对完整的利率结构,其中银行业的净利差水平至关主要。遗憾的是,维持银行业适当的净利差水平这一问题,在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使得银行业赖以生存的金融生态起伏不定。在利率市场化之后,给银行通过有效的风险定价形成具有可持续性的净利差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引入了计算净利差的一般方法,并对国际银行业的净利差水平及其变动原因进行了测量和讨论,进而研究了中国银行业净利差水平的变迁历史,并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摘要:这篇论文根据农户的行为特征构建了一个两期生命周期模型,并从这个模型出发,推导出了3个估计方程,用来分析农户的生产经营性投资、住房建设和储蓄存款行为。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农户的生产经营性投资对承包面积和地理位置的反应敏感;农户住房建设投资对名义利率的反应不敏感,但对通货膨胀率(正)和期望真实利率(负)的反应非常敏感;农户储蓄存款对期望真实利率(正)、名义利率(正)、通货膨胀率(负)和非农收入(正)的反应都非常敏感。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出现这种结果的重要原因是农户缺乏可供选择的投资工具。因此,我们的政策建议是,给农村非正式金融组织以合法地位,努力构建完善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为农户提供多样化的投资工具,同时,逐步放松对利率的管制。
摘要:本文研究的内容是分析证券市场行情公告牌上提供的信息(存量信息)含量和委托指令流提供的信息(流量信息)含量,并采用ACD模型来检验研究这些信息如何影响我国投资者的行为。从本文研究的结论来看,我国在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的建设方面应有所侧重,在保持目前存量信息披露的程度下,笔者认为应进一步加强对流量信息的披露,如指令流动的来源和市场参与者的身份等相关信息。
摘要:依据1985~2003年间的面板数据,本文从行业的角度研究了区域经济的收敛性,并运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解释这种现象。实证结果表明:除中部的工业外,其余各行业在3大地区都存在收敛性。而且,根据暗含的收敛速度还可以判断各个地区行业发展的成熟程度。基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构造了行业技术选择指数,该指数的波动与Panel模型结果相吻合,可以解释除社会服务业外各个行业收敛的原因。
摘要:本文应用主成分这一新的分析方法对我国1952~2004年长达53年的地区经济的收敛状况进行了分析,得出了新的研究结论。分析表明,长期以来我国地区经济总体上只有较弱的收敛性。进一步比较1952~1977年和1978~2004年两个时间段,发现改革开放以来,除了东部地区收敛趋势增强以外,全国总体、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收敛力度即缩小地区差距的动力都在不同程度地减弱。我们还发现,强收敛性在地区之间出现了转移:由1978年以前的中部地区转移到了1978年以后的东部地区。
摘要:本文通过生产地到消费中心地之间的地理距离、时间距离与地区种植业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分析,研究了北京周边地区地理区位、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对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地理区位假说对当前城市周边地区农业生产依然成立,但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仅促进了地区种植业结构调整,而且大大削弱了生产地与中心消费地之间的地理距离(地理区位)对农业生产空间选择的影响。研究同时发现,目前虽然低收入村组农户种植结构基础较为单一,但其近几年的调整幅度明显高于其他收入村组农户,在地区果蔬种植和结构调整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摘要:在当今农村,什么人最有可能成为村干部?本丈的分析表明:多数村干部拥有中学文化程度;在村主要干部职位上,中共党员和男性村民拥有绝对的优势。宗族之外的宗教、协会等民间组织背景尚未成为促成村干部出任的因素。村干部在乡村已乏道德权威,其权力与权威出现分离。从村干部的成长路径看,相当部分人曾在外村工作过或有非农经历,并有部分人有企业工作经历或曾参军;“富人村官”和“村官谋富”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多的村支书是从其他村干部位置转任过来。对出任村干部,家庭成分和父辈职业已无明显影响,但父辈的文化程度却有一定的相关性。不同区域之间的村干部群体尽管有着共同的特征,但在村庄、宗族与职业背景等方面却有一定的差异。
摘要:本文是以现代企业理论为研究基础,以东北农村为例,对农业土地规模经营问题的一项经验研究。研究适合我国农业生产的前提条件、经营规模、经营效果,探讨适合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道路。根据3组不同情况的样本分析,得出土地规模经营受制于土地流转速度和集中程度、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和转移数量的结论。如果土地流转速度和流转数量加快,土地的集中度就提高,从而土地规模经营将发展和扩大;同样,如果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和数量加快,土地集中度就提高,土地的规模经营就成为可能。文章研究了农业机械化和生化技术使用情况,得出农业机械化是对农村劳动力的替代,替代的界限依赖于农业机械与农业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变化或相对成本变化。生化技术是对土地和劳动力的节约或替代,这两种技术代表了现代化农业发展的两条道路,但是这两种技术在农业生产中是相容的结论。本文另一个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小块土地经营并没有排斥农业机械化,农业机械化只与劳动力的相对价格有关,而与土地经营的规模大小无关,这个结论与中国的现实是相符合的。
摘要: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近年来以“派系”为代表的集团化经营模式得到各界的关注。除了提供更完善的内部市场,企业集团还可以通过成员公司经营单一业务,在集团层面实现多元化的经营方式(简称集团模式多元化经营)来规避公司各自进行多元化经营所负担的成本。本文以中国股票市场上的“派系”公司为样本,研究了集团模式多元化经营对成员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集团模式多元化的经营方式能显著提高成员企业的价值。然而,集团拥有对成员企业绝对或相对的控制权、或者集团最终控制人是政府机构时,采取集团模式多元化经营的概率显著下降,集团模式多元化经营对公司价值的正面影响也有所减弱。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合理构建企业集团的组织形式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摘要:学者一直从领导者和领导下属交换两个视角进行领导研究,但两种研究从来没有整合,领导行为到领导有效性之间一直是一个不为人知的黑箱。本文整合两种视角,运用中国医药企业的615个样本检验了领导行为、领导下属交换对领导有效性的影响,发现:(1)变革型领导有助于员工绩效、满意度、额外努力和组织承诺的增加;权变性奖励有助于员工绩效的增加;例外管理导致员工满意度的降低;放任型领导导致员工绩效和满意度的降低。(2)变革型领导既通过领导下属交换的提升引起员工绩效、满意度和组织承诺的增加,又直接引起额外努力的增加:权变性奖励(例外管理、放任性领导)完全通过领导下属交换的提升(降低)引起员工绩效、满意度和组织承诺的增加(降低)。文章最后讨论了本研究的局限和有必要继续研究的课题。
摘要:本文以企业绩效管理的3种模式为基础,从企业绩效管理的过程机制中,演绎出顾客满意的结构特征决定了企业绩效模式的有效性的结论。针对顾客满意的模糊性特征,本文又将质量工程学的最新研究成果马田系统与偏最小二乘估计(PLS)方法相结合,提出了基于P-M模糊测度空间中的企业绩效管理模式识别假设理论,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之。此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首先以实证的方法,验证了结构化的CSI理论模型也同样适应于模糊测度空间;其二通过引入马田识别系统,延伸了CSI测评的功能,实证表明,基于P-M模糊测度空间中的CSI模式识别系统不仅能够完成一般意义上的CSI测评,而且通过理想态企业绩效模式的定义,可以对企业绩效模式进行快速识别,为企业绩效模式的选择提供科学的依据。
摘要:本文首次从内生性视角研究中国上市企业经营者股权激励、董事会组成与企业价值的内生互动关系。遵循内生性的研究思路,选取高科技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用其2001~2004年的数据构建均衡的平行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和广义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GLS)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经营者股权激励和董事会组成存在互动的影响关系,具体关系表现为经营者股权激励与独立董事比例存在显著的反向互动关系,而经营者股权激励和非执行董事比例存在显著的正向互动关系。其次,在考虑到经营者股权的内生性影响下,经营者股权激励和企业价值之间依然存在显著的区间效应。也就是说,无论以独立董事比例还是非执行董事比例表示董事会的影响,经营者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间都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该结果表明经营者股权激励和企业价值之间存在稳定的关系。第三,董事会组成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具体表现为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价值间存在显著的负向互动关系,非执行董事比例与企业价值间存在正向互动关系,但是显著性要弱一些。总的说来,董事会组成和企业价值间存在互相影响,但是二者间的关系并不明确和显著。根据上述结论我们认为,在高科技企业中,独立董事侧重于对经营者进行监督,而非执行董事侧重于对经营决策进行指导和修正。这就是为什么经营者股权激励和独立董事比例间呈现负向关系,而与非执行董事比例间却呈现正向关系;以及董事会组成和企业价值间的关系不像经营者股权激励和企业价值间的关系那样稳定和显著的原因所在。
摘要:2005年来中国证券市场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全流通变革,证券监管部门把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和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作为重要的监管工作。国外研究发现投资者关系管理是保证上市公司质量和证券市场效率的有效手段,已经成为公司治理的主流研究方向。通过投资者关系管理,上市公司能够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增强与投资者之间的相互信任,提高投资者的满意度和忠诚度,降低融资资本成本(Lang and Lundholm,1993),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Higgins,1992),从而建立一个稳定而有效率的资本市场。论文架构了中国投资者关系管理结构模型,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套系统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结构化方程模型(SEM)证明其内在逻辑关系和运行机理。基于投资者关系管理的结构模型,论文构建了南京大学投资者关系管理指数(CIRI^NJU),并论证了该指数的有效性。基于该指数,论文对样本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最后,论文提出了提升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政策意见。
摘要:本文从机构投资者持股和上市公司盈余信息关系的视角出发,分析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以2000~2003年沪市A股为样本,经过研究发现:盈余信息及时性与机构持股比例正相关。公司治理结构合理,盈余信息及时性强,是吸引机构投资的动因。机构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负相关。机构持股比例越高,越能有效抑制操纵应计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增强盈余信息真实性,说明机构持股参与公司治理能够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使上市公司的经营更加规范、有效。
摘要:公共政策效力就是公共政策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是衡量政策有效性的根本标志。由于种种原因,公共政策作用不能有效发挥,公共政策效力无法实现或实现程度不高的现象时有发生,直接影响了政府的治理能力。探讨公共政策效力的实现机制,是有效发挥公共政策的作用,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前提,同时,也是保持政令畅通,提高政治效率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