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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国科学院原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正部长级)、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薛暮桥同志因病于2005年7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薛老是《管理世界》杂志的顾问,长期以来对这本杂志一直很关心,《管理世界》的全体人员十分怀念老人家。
摘要:东北地区在旧中国就形成了一定的工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特别是“一五”时期重点项目的建设,东北地区成为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为我国相对独立工业体系的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与当时的资源动员和配置方式相联系,东北也是计划经济实施得较为彻底、国有企业特别是重化工业的大企业集中的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东北三省的国有企业改革依然缓慢。2001年底,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国有经济比重仍分别高达78.2%、86.2%和87.2%,分别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3.3、21.3、22.3个百分点。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着体制和机制僵化、活力不足、经营不善乃至严重亏损的问题,同时也引发了突出的社会不稳定问题。新形势下振兴东北经济,国有企业尤其是大企业的改革深化首当其冲。
摘要: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增加,迫使央行不断采取冲销政策,以期实现控制通胀和稳定汇率酊.双重目标。本文经实证研究认为,在短期内,冲销政策对于抵消外汇占款、控制货币投放是有效的;但长期使用冲销政策,不仅会制约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还将引起国内利率上升,经济结构扭曲,“热钱”套利动机增加,进而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本文结合我国货币运行现状,对各种货币冲销方式进行了理论探讨和比较分析,并由此提出一系列可供选择的政策组合。
摘要:本文对中国境内机构海外债券融资的情况进行了分析,特别关注于国际债券的利率结构、币种结构、期限结构几个重要因素。另外我们还对中国境内机构海外发行国际债券成本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考察了发行期限、发行金额、票面币种汇率、发行地基准利率等因素对国际债券发行利率的影响。
摘要:我国学者在介绍和试图应用西方最优税收理论时存在误读、误解、误用现象。本文尽可能根据原著对西方最优税收理论以及最新进展进行系统评论、分析。指出西方最优税收理论的结论均存在严格假定条件,它们是在严格假定条件下的推论,离开了假定的条件,结论就不成立,或者给予新的假定条件,将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这一理论的所有结论或定理均是特殊的、个别的,而不是普遍的、一般的,不能直接作为一个国家进行具体税制改革实践的指导思想。
摘要:省以下财政体制是国家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央对地方财政体制的贯彻和延伸。改进省以下财政体制,缓解基层财政困难,在当前具有明显的迫切性。本报告认为,在中央对地方财政体制尚不可能一下作出大改革的情况下,将近期目标定位在缓解基层财政困难和调动地方各级合理发展经济、精简机构、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上,是适宜的选择。从长远目标看,则需对整个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系统化的调整与规范,逐步划清政府事权,减少财政层级,完善地方税体系,改进转移支付制度安排,并推动配套改革。
摘要:中国的竞争法及其研究一直强调公平和社会正义,利用市场机制达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这一效率目标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中国应充分发挥经济学在竞争法立法和执法方面的作用。竞争法保护的是竞争机制,而不是竞争者。中国应当尽快建立真正符合竞争政策精神的思维方式,摈弃与“看不见的手”不相符的词汇和逻辑。在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中,竞争政策不应作为保护和扶持国内企业,限制国外竞争者的工具,竞争政策不是产业政策的替代品。中国政府应充分尊重市场机制,建立和展示对市场机制的信任,让竞争发挥调节经济活动的作用。建立独立的有单一职责的反垄断执法机构不仅是消除行政垄断的必要,也是保证竞争法的实施不受产业政策左右的重要条件。
摘要:城市规划、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对“城中村”问题、现象及改造措施进行了大量研究,也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见解,但均是从“单体城市内部”进行考虑,忽视了“城中村”作为“流动人口聚居区”而存在的长期性与合理性。本文从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期和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背景出发,分析了人口流动的必然性和长期性。鉴于农民工等为大城市流动人口主体的现实,文章重点剖析了农民工进城以及进城之后选择“聚居”的内在要求;此外“城中村”因其城乡分割的制度、优越的区位优势、提供低收入住房而成为“天然的流动人口聚居区”。
摘要:BOT和特许经营权是现代合同式管制的主要实现方式,但机制设计和政府管制体制重建是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前一个问题涉及如何确定资本回报率,后一个问题涉及政府的承诺的可信度。本文从我国公用事业BOT和特许经营的市场化案例入手,对目前我国公用事业管制改革过程中面临的这两个问题进行了剖析。认为资本回报率是给定目前政府承诺缺失条件下无奈的选择.因此建立正式的制度(法律、独立管制机构)是解决政府与被管制企业之间风险分担问题最根本的途径。
摘要:本文简单回顾了电力体制改革及近期的电力市场改革。文章分析了电力市场改革应先考虑几个重要宏观问题和一系列相关的配套改革,详细地讨论了中国电价机制经历的一系列变革,目前改革的长期目标和中短期改革重点,说明了国有企业的高度集中是电力行业许多基本问题的根源和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性。文章还对“煤电联动”、煤价改革,以保证煤电协调发展提出了建议。文章进一步讨论了中国能源问题,提出能源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硬约束”,节能、环保和能源战略规划的重要性和机构保证,以及开展充分的能源经济研究是能源战略规划的必需条件。
摘要:产业集群已成为我国区域性经济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一个地区缺乏资源禀赋、技术积累以及外部要素大量进入条件下,产业集群也是有可能生成的。只是这种生成机制存在着一个演化过程,即主导企业先从进入贸易活动为主,然后逐步转向以生产活动为主。当其他企业也仿效主导企业依次从进入贸易活动到进入生产性活动后,一个地区的产业集群就可能由依托专业市场而发展起来。本文以聚集在珠江三角洲西岸的产业集群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类集群生成条件和转化过程的理论分析,提出了衍生型集群的概念,并进一步指出了开展这种集群类型的研究对我国区域性经济发展的普遍意义。
摘要:本文构建了以技术创新—企业家创业—高科技产业化为核心主线的高科技产业化运作模型,动态地考察了高科技产业化的发展过程。通过选取科技资源禀赋和专利水平等变量,对31个省、市、自治区进行聚类分析,我们发现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地区非均衡性十分严重,且各地区的影响因素差异也很显著。计量分析进一步发现推动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不是原创型技术,而是模仿型技术。实证结果也反映出市场机制与企业家精神在高科技产业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摘要:本文选择了1981~2000年间140篇西方一流学术期刊上有关企业多元化的论文、114位NBA学员的有关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开放式问卷,以及当今中国30位著名CEO有关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公开言论为研究样本。首先,分别对3个样本的文本资料进行定性的开放式编码和定性的因子分析,试图开发适用于中国情景的多元化动机、时机和产业选择的初步量表。其次,运用相似分析,比较西方理论界和中国企业界对多元化动机、时机和产业选择认识的异同。第一,虽然两者都比较着重从资源和资产组合角度来考虑企业多元化动机,但是西方理论界更强调资源、交易费用和因素,中国企业界更强调资产组合、政府政策和制度因素。第二,西方理论界比较强调当企业面临威胁时进行多元化,而中国企业界比较强调当企业有实力时进行多元化。第三,西方理论界非常强调所选产业的关联性,而中国企业界比较平衡地考虑关联性和吸引力。
摘要:本文探讨了现阶段中国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管理人员的工作压力源的现状和特征,并对管理人员工作压力源与工作满意度进行了相关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两类企业管理人员的工作压力源各自呈现出二维模式:国有企业为组织结构与倾向一工作条件和要求,而私营企业则为职业发展一组织中的角色。而且,影响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工作满意度的工作压力源是“组织的结构与倾向”和“工作条件和要求”两因素;影响私营企业管理人员工作满意度的工作压力源是“职业发展”和“组织中的角色”。其他的工作压力源对目前中国国有与私营企业管理人员不产生压力感。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在综合模型中同时考察可能影响我国上市公司总经理年度报酬的不同变量,从而全面地描绘出我国上市公司总经理年度报酬决定的现状。研究结果表明,公司规模、绩效、内部所有权、独立董事比例、多元化、总经理年龄与报酬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国有股、无形资产比例、公司风险、两职兼任、年龄的平方与报酬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其中对报酬具有显著影响的变量为公司规模、国有股比例、无形资产比例和绩效。此外,本文还发现,统计上的影响点是造成报酬实证研究出现矛盾结果的部分原因。
摘要:可转债价值低估是我国可转债市场的一个普遍现象,本文以案例研究的形式对导致该现象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在详细分析了云化转债的合约设计和投资群体的基础上,本文用流动性折价和噪声交易者风险解释其价值低估。本文发现云化转债的价格行为与云天化流通股存在显著差异,该差异与上市公司业绩披露的季度周期性导致了云化转债日换手率和转股活动具有季度周期性等特点,这为第二种解释提供了重要的证据。本文为全面解释我国可转债价值低估之谜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和方法,为行为金融学理论的应用文献提供了创新性的案例。本文的结果对改善我国可转债市场的监管和推动其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摘要:本文从国家、股权结构与诚信出发,试图构建一个公司治理的分析框架,探讨国家、股权结构、诚信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及其对公司业绩之影响,并对开我国上市公司“双股东大会”先河的宏智科技案例进行分析。本文将公司治理分解为基于社会公正的通用公司治理范畴和基于公司效率的剩余公司治理范畴,创新性地提出公司治理在本质上是一个二元价值体系,在实践上表现为社会公正和公司效率的并行与平衡。同时,由于有限理性和交易成本,无论是通用公司治理还是剩余公司治理,都存在制度的公共领域,都需要呈隐性的制度——诚信来约束参与者在公司治理制度公共领域的行为。通用公司治理、剩余公司治理与诚信三者有机耦合才能有效地规范公司治理行为。
摘要:企业与市场最大的区别在于企业的权力是不断界定的。对于关键性资产的控制能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讨价还价能力在界定权力的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关键性资产的控制能力的回报是企业家进一步投资的主要动力。本文以杉杉集团等企业的产权制度变迁为例,研究市场环境、关键资产的控制能力机制对产权制度变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