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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刚刚过去的2004年,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我们国家在面对宏观经济趋向过热的局面时,主动加强宏观调控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国民经济保持了稳定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各项改革继续稳步推进。
摘要:“十一五”期间,我国服务业应该并有可能进入增长加速、在国民经济中地位上升的发展阶段。服务业要成为提供就业的主要行业,成为产业结构优化的主导行业,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行业。服务业的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和国际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为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摘要:财政分权制度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在理论上,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并不明确。本文利用省际面板数据(Panel Data)对中国财政分权制度演化与省际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作者认为,在深化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应不断完善财政分权制度,特别是要提高向落后地区的财政分权水平,以使公共品投资的整体效率进一步提高。
摘要: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是1999年由有50多年办学历史的原北京商学院和北京轻工业学院相关专业合并而成的,是专门培养面向现代服务业、现代制造业以及公共管理部门的管理类高级专业人才的学院。学院主体从2004年10月开始由阜成路老校区迁移到良乡新校区。
摘要:预计2004年中国宏观经济增长9.1%,比2003年小幅回落,实现稳健快速增长的调控目标,特别是在“有保有压”的稳健型宏观政策作用下,经济成功地避免了因投资过热而可能引起的大起大落,经济增长中的一些不健康、不稳定的因素得到了明显化解,同时,一些薄弱环节得到了明显加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2005年双稳健经济政策,实际是对2004年“有保有压”宏观调控政策的确认,并不意味着2005年宏观政策会加大紧缩力度。目前中国经济正在处于新一轮长期加速增长周期的第一次调整巩固期(或整固期)。我们相信,经过两年左右时间的整固,中国经济仍继续在新一轮快速增长周期的上升轨道运行。2005年将会实现8%~8.5%的稳健型增长,投资和出口增长将会明显放慢,通胀压力趋弱。2005年采取的“双稳健型”的宏观经济政策,将继续体现“有保有压”的原则,有紧有松,在方式上仍然是采取灵活“微调”的方式,在手段上将更加注重运用法律和市场手段,而且将注重结构优化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努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
摘要: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2004年全国的经济社会资源更加朝着有利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合理配置,从各项宏观指标来看,经济社会发展进入近十几年来最好的时期:2004.年GDP增长9.5%左右,物价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在4%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下,农民收入出现多年来未有的大幅度增长。
摘要:长期以来,人们一致认为我国货币供应量过大且将其原因归于货币流通速度的大幅放缓上,忽视了物价总水平变动等指标口径有偏、测算方法不妥和有效货币供应量因,总沉淀率较高而不足的影响。本文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揭示了现阶段我国货币供应量过大的主要原因是货币的总沉淀率过高,以及由此造成的有效供应量不足。
摘要:本文利用250个样本资料,对长城AMC不良资产处置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企业偿债能力、贷款本金以及企业的所有制性质、企业所处的区域位置、不良资产的处置方式等几个因素对不良资产的处置绩效有显著影响。其中贷款企业的较大偿债能力和贷款企业所处的较发达的区位,显著提升了不良资产的处置绩效;而企业贷款规模较大以及多数企业的国有性质,显著降低了不良资产的处置绩效;另外,以物抵债的处置方式有较高的处置绩效,而采取破产的方式其处置绩效显著较差。贷款企业的总资产、资产负债率以及行业分布、运行状况、贷款方式对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处置绩效的高低则没有显著影响。
摘要:在Modigliani和Mil1er(1958)与Mil1er(1977)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特殊的利率管制政策和税制,本文建立了一个公司资本结构选择的古典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公司债务融资相对于股权融资的资本成本优势,说明利率管制导致的利率扭曲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估计了1996~2002期间我国上市公司债务的净税盾价值、利率扭曲价值以及债务相对于股权的成本优势。公司债务虽然具有显著的净税盾价值,但是利率扭曲对债务价值的影响不容忽视。至少对优质上市公司而言,1999年10月之前股权融资的成本与债券融资的成本大致相当;1999年11月至2002年,股权融资相对于债务融资具有显著的、可观的成本优势。这些结果与我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和公司配股公告的事件异常收益显著大于零等现象吻合。
摘要:本文利用农户调查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的家庭属性、户主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的个人属性对家庭现金收入、自营工商业的行为、就业选择(就业天数和非农就业)以及工资决定的影响。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本文提出的以下几个假说得到了有力的统计支持。第一,农户的现金收入取决于农户是否自营工商业和非农就业的多少;第二,农户是否自己经营收入较高的工商业、家庭成员是专门从事工商业还是兼业,受其家庭属性和个人属性的影响;第三,拥有较多人力资本的劳动力之所以在不同产业、不同地区得到较为合理的配置,是因为劳动力市场的调节机制业已健全,拥有较多的资本便可以得到较多的回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上述机制的作用增大,村落内部农户之间的经济分化也因此进一步加速。
摘要:本文探讨了市场过渡期中国大城市居民职业地位获致中的自致因素与先赋因素的作用与地位问题,以及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它们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市场过渡期中国大城市居民的职业地位获致以自致因素为主,先赋因素为辅,先赋因素对个人职业地位获致影响力较弱;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与个人能力、努力有关的因素在个人职业地位获致中的作用上升,与个人能力、努力无关的因素作用下降,研究结果部分支持维克多·倪的市场过渡促进“平等”的观点,并指出这种平等是“机会均等”意义上的平等。
摘要:本文是在作者大量调研基础上形成的对现代化的反思和解构。在对现代化概念进行剖析的同时也对中国现代化的路径、实现手段和目标进行了探讨。通过对西欧国家发展历史的考察,指出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实际上是以殖民化为实现手段的资本形成、资本扩张的过程,而在现实国际政治经济条件下,这种发展路径实际是不可重复的;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考察,发现高国民收入和高城市化率所代表的“现代化”发展路径也不能解决普遍存在的“三大差别”难题;通过对中国现实的分析,指出资源资本化导致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并不是我们追求的唯一目标,中国现代化应该立足于人口众多、资源严重短缺的基本国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实现五个统筹。
摘要:中国与美国粮食成本和价格数据的比较分析表明,中国粮食单位成本低于美国,两国粮食国际竞争力差异主要来源于农业补贴和成本结构差异所产生的补贴效应。结构差异对边际贡献、消费者剩余的影响分析表明,美国用高额农业补贴刺激粮食生产、降低粮食价格、促进粮食出口背后的真正意图是利用让渡消费者剩余的方式,挤占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增强赢利能力和市场竞争优势。中国与美国粮食国际竞争力的大小不仅表现在生产成本总量和价格上,而且表现在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成本结构差异对竞争所产生的影响上,这对我国粮食生产资本积累,促进农业机械和科技应用,改进农业生产方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摘要:生产要素从边际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边际生产率较高的部门流动是提高要素生产效率的重要途径之一,因而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本文利用建立生产函数的方法估计我国不同部门劳动力配置的边际生产率,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由从事农业转向从事非农产业导致农村劳动力边际生产力的明显改善,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从长期看,建立在农村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基础上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推动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摘要: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即合约理论的视角,讨论了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把改革前的国有企业看作是一组“计划”合约,改革的过程就是从“计划”合约走向市场合约,即分别从职工的劳动合约、出资人的产权合约、企业家的激励合约等方面,讨论了如何终结原来的“计划”合约,构建市场合约。
摘要:在转轨过程中,企业产权合约如何在国家资本和个人资本之间重新配置,这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企业控制权的再配置实际上是根据企业的投入资源依赖性、市场竞争程度,以及企业发展需要来确定的。现实中大多数企业的转轨实际上都是从计划经济下的国家资源依赖型向市场经济下的个人资源依赖型进行转化。在竞争市场上,由于人力资本对于形成企业竞争力的不可替代性,个人资本掌握企业控股权通常是更有效率的。在具有政府控制力量的垄断竞争市场上,由于企业对于国有资源和个人资源的双重依赖性,选择国有与民有的合资或合作的产权契约,通过产权权益的合理配置,能够保证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具有必要的个人股权约束,同时又激励企业家更多的创新投入。这样,企业竞争力能够不断持续,国有权益也能得到有效保障。
摘要: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所有制结构政策取向,既不同于老牌的资本经济体,也不同于取消了社会主义方向的转轨国家,其精要集中体现在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的决议中。不应该以资本经济体和放弃社会主义方向的转轨国家的所有制模式为中国的参照系。主张国有资本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是错误的。实践表明,新自由主义在所有制结构、市场与国家关系和劳工政策上的错误主张不足取。公立医院改制的思路和机制设计要慎之又慎,广泛征求不同利益集团和各方面专家的意见,三思而后行,统一政策和步伐。要严肃治理抢先改制。落实最低工资制度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中央政府采取措施端正地方政府的目标和行为,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劳动监管体制。不能仅由执法力量严重不足的基层劳动部门唱独角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