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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问题研究 2018年第02期杂志 文档列表

国际问题研究杂志外交专题

新型国际关系基本特征初探17-29

摘要：新型国际关系是与旧型国际关系相对而言,必定要展现出新特征。由于主权国家之间关系这个基础未变,所以新型国际关系的主体没有实质变化。新型国际关系最鲜明的特征是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模式。在核心理念和目标模式的引导下,新型国际关系在主要内容、主题、国家间关系定性、主要矛盾、主要行为方式等方面都会有不同于旧型国际关系的新特征。

构建中国与拉美命运共同体路径思考30-42

摘要：随着拉美在中国外交战略中地位的提高,中国为拉美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日益提升,拉美国家希望与中国加强经贸合作的愿望在上升,与美国的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中拉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宽,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面临挑战,中拉双方的相互了解有待加深,拉美的“国家风险”不容低估,拉美国家对中国经贸政策有新的期待,对推动中拉战略合作缺乏长远考虑,美国对中拉关系的发展心存芥蒂。为了使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取得早期收获,中国应尽快实现中拉经贸关系的多元化,进一步加大在拉美投资的力度,加强双方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正确处理中拉整体合作与双边合作的关系,加强对拉美的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

国际问题研究杂志澜湄合作专题

澜湄合作进展与未来发展方向43-54

摘要：澜湄合作是新时期中国与湄公河国家进行次区域合作的一个成功典范。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建立了多层级合作机制体系,形成了“高效务实、项目为本、民生优先”的澜湄模式。各方发扬“推土机”精神,取得了丰硕成果。澜湄合作从一开始便得到东盟的大力支持,也成为中国与东盟升级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生因素主要在于区域大市场的驱动,也是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倒逼的结果,此外还与本地区非传统安全特殊性密切相关。正如其他成长机制一样,澜湄合作也面临挑战,包括机制赋权、能力建设和内外协调等问题,未来需要完善体制机制,加强横向联系,注入可持续动力。

澜湄合作框架下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研究55-67

摘要：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是促进澜湄国家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有益补充,澜湄对话合作机制对构建开放公平的营商环境、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加快构建服务型政府意义重大。推动澜湄合作应充分依托“10+1”、“10+3”框架下形成的合作成果,有效衔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湄公河委员会”、“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等现有机制,在《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等一系列双多边协定的指导下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通过增强政策透明度、降低准入门槛、加强贸易和投资政策对接、简化投资手续、提高通关效率、强化监管等措施推动澜湄合作迈向新台阶。

环印度洋联盟的发展及中国的合作策略68-82

摘要：经过20多年发展,环印度洋联盟在成员构成上凸显出包容性与平等性,合作方式上展现出开放性与灵活性,重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功能性合作。中国加强与环印联盟合作具有一定的基础,同时面临着诸多挑战。在参与环印联盟合作中,中国应贡献中国方案,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与环印联盟合作领域的精准对接,与成员国展开差异性、灵活性合作,并为环印联盟的机制建设贡献力量。

关于南海合作机制化建设的探讨83-95

摘要：近年来,南海地区有关国家间的双边和多边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但依然存在进一步深化合作的空间,应在现有合作成果的基础上,继续秉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广泛吸取其他闭海或半闭海海域的合作经验,并结合南海地区特殊性,探寻出一条助力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南海合作机制化道路。当前,东盟南海声索国对华政策转向积极,加强南海合作机制化正当其时,应按领域敏感度从低到高逐步推展合作,初期可以软性法律约束之,中长期可考虑建立南海合作理事会统筹推进南海地区防灾减灾、海上搜救、保护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多样性、海洋科学研究、海上航行安全等领域务实的、机制化的合作。

特朗普“美国优先”的诉求与制约96-111

摘要：“美国优先”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构成正在形成中的“特朗普主义”的关键内容。一年来的特朗普外交实践表明,“美国优先”以争取国内选票、斩获实际利益、打造双边交易、解除对国际事务的管理负担等为诉求,虽取得一定成效,但政策实施面临政府内部意见分歧、实施制度乏力、国内议程牵制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从目前看,特朗普外交已经给美国在软实力方面的优势、美国与盟国的关系、一些重要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和整个国际秩序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长远看,以“美国优先”为口号的特朗普外交,可能增加美国在世界深刻变革面前掉队和成为输家的可能性。

安倍政府的朝核政策及其影响112-130

摘要：安倍政府通过构筑包围圈、提升威慑力、实施单独制裁等手段,加大施压应对朝核问题。推动国内政治与安保议题是安倍政府对朝强硬政策的主要原因,同时还有阻止朝鲜核导开发,防止东北亚地缘政治版图发生变动,及展示日本在维持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和地区安全上的引领力等考量。“加大施压”政策不利于朝核问题的解决,或将引发新风险,加剧地区安全困境,动摇美日“矛”“盾”关系,损害中日之间的互信。由于日本在朝核问题上的非主导地位及其影响朝核问题的能力与手段不足,其政策自身亦缺陷颇多,安倍政府的朝核政策难有实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