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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治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精神。法治是个体自由权利的结果,意味着法律的普遍统治。高等教育法治化作为一个治理命题,是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它以实现良好而有序的治理为目的,在内容上体现为大学相关主体间权利关系的明确。确认的权利关系只有通过渐进的制度化过程,才会具体而实在。作为“双重”移植命题,高等教育法治化需要面临文化差异和法治客观现实性的挑战;同时,高等教育法治化需要处理法治介入知识生产和大学特殊法律关系带来的困扰。
摘要:作为处于摸索和磨合期的新生事物,地方高校协同创新中心的组织和实施已取得明显进展,但仍存在多重管理矛盾。高校协同创新中心是在国家战略背景下、高等教育与外部环境互动中产生的实体化组织,其运行发展应遵循相应的管理逻辑。为推动地方高校协同创新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地方高校要从实体组织的高度推进协同创新中心建设,要从外部利益驱动转向自我发展驱动,并构建合理、有效的评价和反馈机制。
摘要:新公共管理在西方国家推动了政府与大学关系的重构。一些国家在政校之间积极引入契约制度,政府通过签订契约的方式管理大学。这一新型政校关系模式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在于,它有助于增进大学的办学自主权、提升大学改进绩效的主体性、促进大学发展的个性化与特色化。其局限则在于,大学办学绩效不易全方位测算,很多方面难以具体约定;另外,契约管理或将扩增学校层面的行政权力,不尽顺应大学治理改革方向。尽管如此,对于改革政校关系而言,推行契约管理仍是一个最不坏的选项,其实施有赖于三个制度要件:转变政府职能定位、完善大学法人制度和培育第三方评估机构。
摘要:大学章程的合法性不仅来源于法律的授予,还由遵守它们的人们所赋予,应是相关自由平等的利益主体基于权利和理性经过普遍民主协商的结果。章程制定主体恪遵“依法制章”的原则使大学章程获得了法律层面上的合法性,却相对忽视了协商民主作为大学章程合法性另一重要来源的事实和依据。章程协商机构地位不受重视、政府与师生基本被排除在章程制定主体之外以及公共理性审视不足成为建构大学章程合法性的羁绊。唯有深度融入协商民主理念与实践,凸显大学章程的协商性,大学章程才能获致合法性和正当性,才能担纲起为大学治理和善治提供合法性依据和制度支撑的使命。
摘要:从资源依赖的视角可以更好地观察和理解大学的各种办学行为。大学因为各种原因形成了对政府经费投入、政治合法、政策和人事任命等各种依赖,这些身不由己的依赖影响和决定着大学的行为选择。大学目前主要采取顺从、控制依赖和影响环境等策略来获取资源。长远来看,只有政府采用定额拨款、鼓励市场竞争和校长选聘等方式分配资源才能消除大学的资源依赖,大学才能自主发展。
摘要:我国智库机构数量众多,但是大而不强,发展极不平衡。针对各类智库存在的不足和面临的问题,应重点从体制和机制等方面进行改革。在发挥官办智库体制优势的同时,保持官办智库的相对独立性;充分利用高校智库人才和学术优势,促使高校智库重视并善于应用对策研究;根据社会智库独立灵活的特点,充分吸纳民间智慧,支持和引导社会智库健康有序发展。通过改革创新,不断提升我国智库的研究能力和服务水平,建设优势互补、发展均衡、布局合理的新型智库体系。
摘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提出为整个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带来许多新课题新需求新动力,开放大学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作用将日益突显。本文在分析开放大学发展背景和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开放大学发展的视域或方向和需要着力突破的重点难点问题,包括如何把握开放大学定位、遵从开放大学宽进严出基本原则、带动成人高等教育尤其是广播电视大学系统转型发展,以及政府如何促进开放大学持续健康发展,以期更好地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宏大的高素质人力资源条件。
摘要:随着治理概念的广泛运用,大学治理也成为当前高等教育领域的焦点。但由于现代大学具有高度复杂性和自身特殊性,大学治理并不能完全取代大学管理,包括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虽然大学治理和大学管理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实现大学组织的有效运行,但二者仍在权力层面、人际关系方面和问题解决层面上存在着较大差异。本文拟以西方学者的相关论点为基础对二者概念进行梳理和分析,以便开阔视野和丰富认识。
摘要:为更客观地了解近十几年来惩罚教育研究热点的领域构成及演变,预测和指导今后的惩罚教育研究,采用关键词共词分析法对2000-2016年CNKI学术期刊选取的2195篇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结果发现,惩罚教育研究各个时段的研究均包含惩罚与体罚、惩罚教育与赏识教育、未成年人犯罪、诚信教育4个领域;不论时间如何变换,惩罚教育与赏识教育研究在所有研究主题中所占的比重均较大;不同时间段各领域热点构成演变较为明显,体罚研究不断被教育惩罚研究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研究所取代;心理健康和父母教养方式在近年惩罚教育研究中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未来惩罚教育研究,首先,要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和研究成果,进行惩罚教育和赏识教育主题的国际和国内团队合作研究;其次,注重脑科学技术研究方法和成果的运用,提升惩罚教育和赏识教育研究的精准性;再次,对惩罚教育和赏识教育所涉猎到的成功和失败显著的焦点案例进行深入而有效的长期跟踪和焦点访谈,通过扎根理论探寻并构建惩罚教育成功和失败的操作理论框架,为惩罚教育的有效实施提供丰富的成功案例和实际操作支持。
摘要:美国的非师范人员要想转行从教,主要是通过选择性教师认证项目。“德克萨斯教师”项目是德克萨斯州发展最快、最成功的选择性项目。项目的申请者通过审查后成为教师候选人,只要完成系列测试、培训和实践教学,即可获取教师资格。“德克萨斯教师”项目的成功归因于其运行过程中的特点及寻求广泛支持的做法,但项目所体现的解制取向、实践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项目的成效也引发了争议。
摘要:大学生服务学习是一种基于经验的学习,能够有效提高学习效率的现代新型学习教育方式,给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带来了深刻的范式变革。香港地区的大学特别重视服务学习对学生认知能力及价值观培养的重要作用,值得我们借鉴以及反思现有教学实践。香港地区公立大学的服务学习执行框架已经比较完善,由专门机构统筹管理服务学习事务,基本形成了服务学习的三级模式,能够为学生提供门类丰富的服务学习课程及项目。中国内地高校要进一步开展服务学习计划,需要建立服务学习经费保障与支持制度;重新规划现有课程体系;将服务学习各环节引入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注重学生参与和学生领袖的培养。
摘要:科南特基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对哈佛大学教育中的不足进行反思并大刀阔斧地对其实施了影响深远的通识教育改革。科南特强调哈佛大学的培养目标:不仅仅在于培养一个美国公民,而是关注人类共同利益、具有国际视野的人;要培养一个能有效思考和表达、具备批判精神、广博的学识和精湛的专业知识、对全人类的文化和文明有普遍的了解,而不偏狭于某一地区、某一文明、对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命运普遍关注的人。为了实现这一培养目标,他在哈佛任校长期间不遗余力地对哈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通识教育改革,即核心课程改革,此改革几乎成为了全球高等教育通识教育改革的风向标。现今,中国大学生未来就业、学习、生活不能仅局限于国内,而应以全球为背景,反思中国高等教育专业化带来的问题,大力推进高校通识教育改革,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年轻一代。科南特对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经验,对于深入反思中国的大学通识教育改革和提出应对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要:高等教育内部问责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教育质量保障政策,也是促进美国高等教育自我检测、自我改良、强化教育参与者责任意识的治理机制。内部问责可以促进我国高校解决资源浪费、信息不透明等问题。借鉴美国经验,我国要建立涵盖教学环境、课程、科研、师生素质等方面的高等教育内部问责机制,并扩大内部问责参与主体、丰富内部问责实施方式、赋予院校研究机构内部问责职能。
摘要:使用CiteSpace绘制近十五年国内大学教学研究的知识图谱。研究热点集中于人才培养、教学质量、教学改革等关键问题。“人才培养”节点揭示大学教师、教学效果和本科教育的内在联系;“教学质量”节点揭示偏重通过教学评估等促进教学质量提升;“教学改革”节点揭示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的关联。研究呈现出国家政策导向下深化教学改革、改革教学促进创新人才培养、关注教师和学生发展的趋势。
摘要:当前,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各国都力求在新一轮的国际制造业竞争中建立优势和占据产业链的上游位置。职业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源于其为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技能人才支撑的关键性作用,因而成为各国振兴制造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应对全球制造产业竞争、迎接新工业革命挑战,中国政府了《中国制造2025》,而围绕实现其提出的建设制造强国的目标,高等职业教育必须解决好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规模和培养质量问题,以为建设现代产业体系、重塑全球产业分工格局提供人才支撑。
摘要:随着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越来越受到重视。文章在分析当前高职院校校企合作面临的困难和商贸类专业校企需求的基础上,提出了高职院校构建基于“双实体”的校企合作模式,并对基于经营实体生产性实训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国际贸易专业的改革实践,在理论和实践上为高职院校商贸专业校企合作和人才培养改革提供一种新的范式。
摘要:人才培养是民国时期大学作为社会子系统的制度化核心功能,契合着当时社会背景下对人才的需求。为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从政府到学校以规范的形式使教学行为制度化,并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做了划分,从而在大学内部架构了一个以教授会、教务处为信息搜集组织,以“校长”、“学长”、“教师”等“关键人物”为调控主体的教学质量监控沟通网络。在合理组织架构之上,教学质量监控发挥了重要功能,保障了民国时期大学教学质量。
摘要:萌芽于国立广东大学的“院—系”建制,经历了国立中央大学“院—系、科”建制的改造,最后在《大学组织法》中以制度形式确立,学科建制进入规范有序的发展阶段。1929年后国立大学普遍采用“院—系”建制,沿用至1952年的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期。民国时期国立大学多学科“院—系”建制呈现出基础学科院系设置普遍而全面、应用学科院系设置不均衡的总体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