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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精准治理是中国场景下政府治理范式的进化。传统的政府治理范式在治理的主动性、政策的靶向能力以及治理主体的反应能力方面尚不能应对中国目前剧烈转型期的各种矛盾,而本文在总结中国政府治理实践基础上提出的“精准治理”范式,则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公共行政范式”泛政治化的政府地位.以及“公共管理范式”管理主义的治理倾向,实现了以民众需求为导向、以知识挖掘为支撑、以政策匹配为目标的回应技术变革与治理需求的政府治理范式的转换。“精准治理”是以全面精准的个体化信息集成为治理基础,以科学严谨的信息挖掘分析为治理前提,以历史最佳的政策知识推理为治理参考,以相宜有效的政策需求匹配为治理目的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创新再造过程,而个体化信息采集、挖掘、分析系统与治理主体考核体系的建设需在中国场景下由中央或省级政府引导实施。
摘要: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化过程高度依赖于地方治理体制的整合能力和适应程度,它不仅关系到该制度能否持久、有效地运行,也影响到协商民主作为规范性理念的践行程度。本研究以持续了十七年之久的温岭“民主恳谈”制度为具体案例,构建了基于体制自主性、科层惯性与机构动力三个层面的“地方治理体制整合度”分析框架,以此剖析在“民主恳谈”统一称谓下三种不同协商模式的演化过程。由此得出的基本结论是:(1)体制内的基层治理导向与协商民主理念是两种向度的诉求,既不截然对立,也不完全吻合,需要以具体制度为载体,在科层结构运行中进行整合;(2)仅凭借主政者的政治压力不足以保障协商民主制度的持续运行,还需要整个治理体制的配合,否则科层组织的惯性将会削弱或消解制度内在的改革价值;(3)地方治理体制的适应性也可能源自内部组织的积极性,通过激活体制内相关组织的活力能够为协商民主运行寻找到阻力更小、成效更显著的渐进式发展路径。
摘要:地方领导小组是如何运作的?小组机制是如何影响地方治理的?借鉴组织经济学的激励理论,结合在S区的田野观察,文章对地方领导小组的成立和运作逻辑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小组机制”作为一种亚正式治理机制和激励机制,在本质上是通过一定的组织结构设计和运行机制,改变原有弱激励机制,以“项目”为载体,通过地方政府的“实质权威”取代部门的“正式权威”,从而对地方政府进行的强激励。同时,“小组机制”的广泛使用,将使得强激励失灵,出现地方领导小组的“政策空间”竞赛和地方治理的棘轮效应。本研究有助于增强对中国政治官僚制下的“治理机制”与地方治理的理解。
摘要:村委会作为“上下”间多重话语的中转站与加工厂,成为政策变通执行现象讨论的焦点,既往研究主要从“结构-制度”与“过程-事件”视角对基层政府政策行动策略及其背后所交织的“权力-利益”博弈网络进行分析。本研究基于“双重话语”分析视角,结合大巴山区东溪村退耕还林政策地方实践的个案研究发现,村委会作为政策基层行动的核心主体,运用地方性知识构建“上下”之间的双重话语体系回应和解读一系列行动策略,即非正式权力运作的“公平”,土地耕种为本的生存逻辑优先,坚持“弱者补偿”原则的博弈等,进而揭示环境政策基层执行的行动逻辑:即“回应任务为中心”的准政府逻辑以及“追求福利最大化”的共同体逻辑。本文的创新在于从话语分析视角探究政策变通执行现象背后存在的合法性根源,即村委会运用地方性知识构建的双重话语对行动策略及其背后交织的“权力一利益”网络进行持续的解读与包装,从而使政策地方实践获得合法性认同。由于科层制的特殊性,仅针对村委“上下”之间多层级话语的简化分析,可能会影响政策实践中话语转换策略与规则的延展性讨论。
摘要:作为协商民主的一种次形态,行政协商机制是兼具中央推动与基层适应的政策,但依然受到了基层行政组织的排斥。理解这种“排斥效应”的关键是对城市内各级政府(行政组织)在治理过程中的互动进行探究。本文对F市M社区与S市T社区进行双案例研究,以“双尾设计”为原则,选取两个差异特征较为明显的案例进行差别复制的检验。研究发现,城市纵向政府间的“权责倒置”机制是造成行政协商机制被城市基层治理所排斥的关键原因。对“权责倒置”机制的分析将有助于调整城市内的纵向政府间关系,为突破城市基层治理中“政府一社会”关系的内在张力提供方向,为城市基层行政协商机制与协商民主制度的建设提供理论层面的支持。
摘要:我国频发的“医闹”事件引起了广泛学术关注,但是少有研究从中观层次讨论“医闹”事件形成的影响因素。本文借用抗争研究范式,从资源视角、替代性机制视角、情感视角三个视角讨论了“医闹”参与者的行为逻辑。统计资料和个案研究表明,“医闹”的形成受多重影响。首先,正式制度专业化纠纷解决能力的高低与患者“医闹”的概率呈负相关关系;其次,患者的求偿意愿与“医闹”事件发生的概率呈正相关关系;再次,患者在医疗纠纷中的情绪因素会显著影响“医闹”事件的发生。中国“医闹”事件中的患方需求可划分为经济性诉求、伦理性诉求和情感性诉求,通过刚性治理和法律治理的医疗纠纷解决途径重经济性诉求,轻伦理性和情感性诉求,偏重于解决集体型“医闹”,因而难以遏制个体型“医闹”。由第三方社会组织主导的“柔性治理”模式或可提供由国家到社会的冲突治理新思路。
摘要:提升政府的监管能力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OECD的分析框架。从监管机构建设、监管工具使用和监管政策三个维度建构起社会性监管能力的分级测量指标体系,选取环境保护部等八个中央社会性监管机构为研究对象进行分级定性评估。研究发现,2013年国家安监总局的监管能力最高,而卫生与计划生育监督中心相对较弱,而各个机构监管能力差异主要是受到历史上相关制度和行为、部门有限理性选择和外部政策窗口等三个因素的影响。基于此,监管部门应当积极发挥历史的“正效应”,充分利用政策窗吒提升我国社会性监管机构的监管能力。本文由于公开数据的限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同时在资料编码、分值计算等方面仍需要提高。
摘要:随着农民工代际转换的加速,这一群体内部的公平偏好也出现较大差异,目前关于农民工公平感代际差异的研究集中在社会态度、经济地住、工作关系等宏观和中观层面,对基于社区场域的微观公平体验的代际比较则鲜有涉及。本文基于农民工社区公平感维度构成及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采用模糊数学、分位数回归等方法系统分析了两代农民工社区公平感水平的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的社区公平感水平偏低,新生代农民工的公平感整体上高于第一代,二者差距主要体现在互动公平感上。两代农民工社区公平感的影响机制出现分化,在比较维度上表现为第一代农民工社区公平感的“农民”身份偏好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成员”身份偏好,以及“暂居者”身份认知对社区公平感正向影响的代际分住差异;在体验维度上突出表现为适应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社区公平感的马太效应。研究可为推动针对农民工微观融入公平政策的分类细化和精准供给提供一定的实证依据。
摘要:政府干预农地流转市场对农民收入分配的影响直接衡量政府政策的公平性。本文将政府农地流转市场干预政策划分为政府农地流转中介组织、行政命令、补贴三种类型。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江苏省四县的村级和农户调研为例,实证考察了政府不同干预政策对农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不同市场干预政策对农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差异,政府农地流转组织服务降低了农民收入差距。而与农地流转规模直接挂钩的补贴和以强制为特征的行政命令会加剧农民收入差距;政府干预农地流转对农民要素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方向不同,政府干预增加了来自土地要素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但降低了农民来自非农劳动力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总体而言,政府干预农地市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从优化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关系的角度,本文建议政府农地市场干预政策应当以组织服务为主,并清理不合理的行政干预政策。同时,将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直接补贴转变为对农地和农民生产技能和非农就业技能培训补贴。
摘要:文章分析了中国农村的土地调整与土地确权之间的矛盾,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农村土地制度公平与效率的实现路径。通过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发现,农村土地调整得以实现是村民的公平伦理、村庄的老龄化和非农化、基层政府的模糊态度以及农民获得土地的方式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通过土地调整把土地集中流转出去,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规模经营,这是对通过土地确权实现规模经营进而提高效率之方案的替代,而后者在农村面临公平性的巨大考验。应该看到,在当前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现有的土地调整模式在公平性方面仍然存在问题。因此,通过土地调整实现土地集中流转,并建立起农村承包地的退出机制,能够在农村土地制度方面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从而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本研究强调在农村土地制度问题上不能只关注效率而忽视公平,这对当前的政策和研究领域都有重要意义。
摘要:在“高补贴、频调整”的定额筹资政策运行十余年之后,基本医疗保险迫切需要建立起更加科学、合理的财政补贴调整机制。文章以新农合为例,运用保险精算方法构建调整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到不同医疗费用增长率条件下的适度保障水平区间和最低财政补贴比例。在此基础上,以个人筹资占人均纯收入的2%作为个人责任的上限,针对具体的财政补贴调整方案进行定量测算,得出一系列有政策参考价值的调整结果。研究结论及相关研究思路和方法,对于实务部门完善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机制及建立财政补贴动态调整机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主要创新在于:从调整频率、调整时机和调整幅度三个维度构建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贴调整机制,提出基于灾难性支出发生率标准的“适度保障水平区间”并以此测算不同调整方案下的财政补贴水平。主要不足之处:文章仅考虑全国平均水平及新农合单项制度,有待未来的研究改进。
摘要:城市居民的垃圾分类与回收关乎城市的治理水平,也是破解当前我国“垃圾围城”困境的出路。然而,现有研究大多是以发达国家或地区为研究对象,且基本上是国外文献,国内相关研究匮乏。本文针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重新建构更加系统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型,探讨影响我国城市垃圾分类的宏观政策层面和微观个体层面的各类因素。基于HZ市JB街道7个社区的大样本分析,一方面验证了分析框架的有效性,为实证分析严重不足的国内研究提供了文献上的补充;另一方面,识别了非正式回收系统。并论证了其在城市垃圾分类中的积极作用,完善了既有的理论模型,增强了模型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本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而且相关结论与建议对面临垃圾分类与回收困境的地方政府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