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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广东省J市行政服务中心的创建过程为例,讨论多重制度逻辑下的政府组织变迁问题。研究发现,行政服务中心是我国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国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政策共同催生的产物,反映了市场、政治和科层三种不同制度逻辑在特定时空场域中的交织和互动。作为有别于传统科层等级结构的组织形式变迁,J市行政服务中心的创建经历了“制度冲突-利益表达-民意吸纳-组织回应”的运作过程,体现了企业家代表、地方政府领导、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三类行动者之间的策略互动,它带有体制未变、形式改进、有限授权、松散关联等基本特点,是地方政府为应对复杂制度环境而进行的“回应式创新”。本文可以为制度与组织关系研究提供经验事实并为类似组织现象的理论解释提供一种可能的分析思路。
摘要:为了探讨政府养老保障服务能力对服务质量的影响机制,基于养老保障政策在我国实行的独特性,从农村居民的视角构建了政策不确定性调节影响政府农村养老保障服务能力与养老保障服务质量之间关系的模型,并在212份农村居民调查样本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和层次回归分析方法对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从农村居民的角度来看,政府农村养老保障执行能力和回应能力能够有效确保养老保障服务质量,但问责能力对提高服务质量的作用不显著。而政策不确定性则会加强政府农村养老保障服务能力对服务质量的保障作用,即政策不确定性越高,农村养老保障执行能力、问责能力和回应能力越能够更加有效地确保养老保障服务质量。因此在不确定环境下,政府农村养老保障服务能力起到了更加关键的作用,其不仅突破了过去研究中单纯考虑政府内部机制或外部机制某单一层面的局限性,对深层次探讨并改善经办机构的服务质量也有重要的意义。
摘要:中国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家庭养老模式受到严峻挑战。基于2011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CLHLS)跟踪调查数据,本文采用Logit模型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将家庭养老分为生活照料、精神慰藉与经济供养三个维度,实证分析了社会养老对家庭养老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养老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家庭养老,但其替代性存在城乡差异。对城镇老年人而言,社会养老不但弱化了子女对老人的精神慰藉,还挤出了子女对老人的经济供养;对农村老年人而言,社会养老仅对老人的生活照料有负向效应,而对精神慰藉与经济供养没有起到显著的影响。通过解释机制发现,原因在于居住方式起到了调节效应,进而作用于社会养老与精神慰藉及生活照料的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我国在完善社会养老的同时,应协调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的关系,形成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互补并融合的发展局面,切实解决老年人的养老困境。
摘要:在一系列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影响下,2009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开始规划和实施智慧城市发展项目。尽管中央政府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引导、制度和财务支持,然而目前各地智慧型城市发展仍相当不均衡。本文在政府创新扩散理论与智慧城市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五要素、两大理性(政治理性和技术理性)的模型来解释中国智慧型城市发展,并以2015年全国147个智慧城市的横截面统计数据对该模型进行检验。我们发现尽管作为问题导向的技术解决方案的智慧城市建设是由包括环境污染和城市拥堵等政策需求推动的,但是和西方国家智慧城市发展不同的是,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和政策需求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正向线性关系。数据分析显示环境污染和智慧型城市发展呈显著的负相关,而城市人口密度和智慧城市发展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我们的分析也发现中国智慧城市建设不仅仅是由技术理性推动的,政治考量也很重要,作为城市“一把手”的市委书记政治支持对智慧城市发展水平有显著影响。
摘要:“技术红利”、“非法客运”的双重标签让专车治理成为了城市管理的新挑战,政府治理资源投入和专车数量、企业跨界行为、公众态度的反差凸显了专车治理困境。本研究将“专车现象”纳入多重逻辑分析框架,尝试挖掘专车治理困境形成的根源。研究表明,“国家的逻辑”决定了既“肯定”又“否定”的“两面性”政策取向,“科层制的逻辑”激励了选择性、运动式执法,两者相互叠加产生了政策“缝隙”,为“效率的逻辑”提供了运作空间。“共享经济”提升了专车供给效率,破解了管制的“政府失灵”,但政策“缝隙”下“效率的逻辑”却可能孕育“市场失灵”。本研究为技术介入后的城市治理困境提供了机理性的解释,也拓展了城市研究的分析路径。效率与风险的平衡、“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双边市场中公平竞争等现实问题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