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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年前,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中,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巨灾补偿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其中有很多经验,例如,国家对巨灾损失的补偿是通过国家计划、保险公司和慈善事业这个“三条腿机制”发挥作用的,并通过立法建立了一个临时机构:“9.11遇难者补偿基金”,令其根据普通法的原则,赋予全权,统一运作全国的补偿工作;也有一些教训,例如,社会安全号信息管理不善和被盗用,从而酿成飞机劫持者拥有合法的手续等。我国要建立起社保制度突发事件巨灾风险补偿的“三条腿机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基本社保制度的工伤保险中存在着诸多问题,保险业还需进一步改革完善,慈善事业的机制缺位等;对尽快建立一个混合型的“国家巨灾补偿机制”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改革思路和采取公共委托与购买的方式进行损失补偿的设想。
摘要:在当代中国,社会性监管正在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公共卫生、生产安全和环境保护等公共治理过程。以药品安全监管为个隶,结合西方社会性监管的有关理论,从建章立制、设立标准、建立奖惩机制以及优化执行系统四个政策工具角度,对当代中国药品安全监管的政策过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由于受到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影响,中国药品安全监管模式可以被界定为“混合型监管”。一方面,中国的药品安全监管政策在形式上已经具有了一些现代监管型政府的特点.例如建章立制、设立标准,并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男一方面,却在许多方面仍然带有许多前监管型政府特征,而这些特征大都是计墨嵋经济时代的产物。虽然监管型政府正在逐渐取代全能型政府而成为未来中国政府可能的治理模式,但是从政策分析的角度来看,监管型政府的建设在中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建设一个高效的现代监管型政府,仍然是市场经济时代下中国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目标。
摘要: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检视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结构与历史变迁,是解读该项制度变迁全貌的一个新的视角。国家宏大制度背景决定行政审批制度的选择,国家制度背景的变迁也导致行政审批制度的不断变更与革新;各种相关政治变量,包括经济水平、利益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与行政审批制度之间存在一种序列结构,行政审批制度与其它政府政策或制度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序列结构,这种政治变量序列结构使行政审批制度处于一个制度矩阵当中,影响并制约着行政审批制度的安排;制度与制度制定及执行者之行为的互动模式则推动行政审批制度的变迁。行政审批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也存在“历史否决点”,而制度激励和制度创新是打破“历史否决点”,提升制度绩效的必要手段。为此,行政审批制度的进一步变迁需要重塑政府理念,打造治理型政府,并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而且,行政审批制度的进一步变迁必须契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适应加入WTO新形势的迫切要求。
摘要:政府规模是我国推进政府改革进程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对其影响因素的探索对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而目前国内学界对政府规模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尚不多见,基本是政府规模问题研究的空白点。从政府规模的概念和影响因素入手,以2003年全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台湾、香港、澳门、西藏除外)为样本,运用SPSS软件对政府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回归分析,对学界普遍认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人口因素、地域面积以及民族因素进行考量,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省级政府规模呈负相关,说明瓦格纳法则并不适用于现阶段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与中国省级政府规模呈高度负相关;人口因素与政府规模呈高度负相关。这个结论与我国许多学者的经验观察与主观感受是相反的。地域面积与政府规模呈正相关关系,但在省级行政单位这一层面上影响非常微弱,不像有的学者强调得那样大;少数民族比重与政府规模呈高度正相关,这是一个新的定量研究发现。由此提出:在建立合理、优化的政府规模时,应更多地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探讨其深层次的结构性原因,充分关注不同区域的特殊情况,对症下药地提出相应的改革方案。在推进政治、行政改革时更应慎之又慎,以构建与市场经济大背景相适应的公共服务型政府为基本的价值取向,坚持温和稳健,防止过度激进,坚持理性考察,避免煽情之作,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摘要:伴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深入和社会转型,国家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滋生了许多社会不和谐因素,比如歧视和污名问题。改革开放既为中国第三部门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也使污名和歧视问题日益严峻,导致改革面临重重困境。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顺利进行。在对这一群体构建支持网络的过程中,明显地显现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而新兴的第三部门介入该领域成为必要和可能。欲将第三部门与污名和歧视问题结合起采。以第三部门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为突破口采寻求该问题的解决不失为一种新的途径。通过对目前该领域中第三部门的经验获得、问题所在、未来发展和建议意见等方面的探讨,旨在促进我国歧视和污名现象的减弱和第三部门的完善与发展。
摘要:身份盗用是指为了取得金钱、物品、服务等利益或者逃避义务和责任,盗窃他人身份证明信息以非法冒用他人身份的行为。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统计,身份盗用是近几年来发展最迅猛的犯罪活动,给个人、企业和社会都带来了巨大危害。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迅猛发展、网民最多并渴望发展电子商务的国家,也日益面临着身份盗用的严重威胁。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全面和深入。目的是要系统、全面的介绍身份盗用问题的内涵、发展,各国对身份盗用的治理实践以及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以期为研究、预防和解决中国的身份盗用问题提供一定基础。为此,回顾了有关身份识别的理论;讨论了身份盗用的危害和影响范围、身份盗用的类型和过程;分析了身份盗用蔓延的原因以及身份盗用和身份欺诈的关系;并从政府治理、企业管理和消费者个人防护三个层面介绍了各国应对身份盗用的实践活动。最后讨论了对身份盗用问题的理论研究趋势和前景。作者希望引起学术同行们对身份盗用问题的重视,为深入研究中国的身份盗用问题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摘要:以我国三个省会城市为例来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省会城市预算过程中,党政首长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他们是如何影响着预算过程和预算改革的?研究发现,这三个省会城市预算改革后,预算权力结构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核心仍然是市委书记和市长,他们仍然是地方预算过程中实际的财政资源申请的审批者或最终资源配置者。这主要体现在,预算改革后,市委领导下的“行政顸算”体制的继续,市政府领导高层预算分配权力的相对集中,和市长对部门关系以及部门利益的决定性影响。研究还指出,要准确地表达地方党政首长在预算过程中的权力,需要将其放在一种“关系”的维度来具体化。此外,对预算环境的讨论也是必要的,尤其是政治环境,对于党政首长而言,预算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通常都是和政治环境相联系的。
摘要: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这个创新不仅是技术上的。就中国目前的社会状况而言。它更应该是制度上的。鉴于政府对企业的巨大影响,政治领域的制度创新(包括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和政府行为方式等的改变)在我国尤为普遍和突出。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三个案例企业——浙江吉利集团、中国电信和海南凯立公司的制度创新的分析,在研究了我国政治企业家制度创新的一般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四种基本的制度创新模式:私下游说下的制度创新模式、私下实践迫使政府追认的制度创新模式、借用社会力量的制度创新模式和借用强制力量的制度创新模式。并进一步分析了这四种制度创新模式的优点、缺点、所针对的制度类型、在中国的使用频率和关键的成功因素,指出,在中国目前的社会背景下,企业应该优先采用私下游说下的制度创新模式,谨慎对待借用强制力量的制度创新模式。该研究对于理解我国政府政策和政府行为的发展演变,以及对于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见解。
摘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环节。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过程就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改善及供给结构的优化过程。从公共产品的视角出发,有利于深入探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能力的本质、问题与成因,政府与乡村白组织的关系等重要方面。我们认为,政府是农村公共产品的主要责任者,政府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程度与质量是政府能力的重要表现;农民的自组织化是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及促进基层民主发展的内在要求;厘清政府与乡村白组织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义。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政府既能够承担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又能够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处理好与乡村白组织的关系,为此,应当划分好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责任;改革乡村治理结构,提升基层政府的能力;培育农村自治组织,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处理好政府与农村白组织的关系,促进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
摘要:环保非政府组织在怒江建坝案中通过“针灸法”——游说关键部门使怒江建坝计划暂缓。目前。环保非政府组织在一些工程项目上可以对政府的环境政策产生重大影响,但它们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事实上,在怒江建坝案后环保非政府组织影响力的增强为政府调整和创新其环境政策决策与监督机制创造了一个良好契机。环保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环境政策的决策过程可以仿照联合国赋予非政府组织咨商地位的做法,对那些具有相当责质的环保非政府组织准许它们制度化地参加到国家环保部门、政府决策机构的决策过程中,享有从旁听、提问到发言不等的资格。
摘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宗旨,对高等教育质量进行评估是受教育者的权利。根据我国高等学校的具体情况,在借鉴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ACSI)的基础上,尝试建立了由高校形象、顾客期望、感知质量、顾客满意、顾客忠诚和顾客信任等结构变量构成的中国高等教育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CHE—CSI)。依据顾客满意度测量理论,设计了包括自我发展、专业课程设置、教师队伍、教学质量、图书馆、文娱活动和校园服务等质量因子和通行的满意度测量因子的指标体系,并编制了相应的问卷。总量表信度达到0.8999。因子分析表明,学生对高校教育质量的感知主要包括教学质量和校园服务两个方面。利用结构方程分析软件LISREL8.7对沈阳市六所高校的596名学生样本数据进行了模型验证分析。各项拟舍系数均表明数据与模型拟舍良好,其中RMSEA达到0.064。
摘要:近年来,网络治理是西方国家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前沿课题。网络治理的理论主张、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是文章的研究中心。在疏理和整合当前网络治理研究的基础上。文章指出。政策网络理论与治理理论的结合.促成了行动者中心制度主义和管理复杂网络两种流派的形成,倡导网络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致力于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和互利互补的合作;网络治理的治理结构是不同于市场(自愿)与科层(强制)的复杂结构,网络是一个有着共同价值诉求的自组织系统,它不同于市场中自愿的个体行为,又不同于科层的命令服从体系;网络治理的治理机制在于信任机制和协调机制的培育,信任机制是网络的运作基础,其地位类似于市场的价格机制或科层的权威机制,而信任机制的落实,又需要回到协调机制的构建上。只有在价值协同、信息共享以及诱导与动员等方面建立起良好协调机制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培育起成员问的信任关系以及成员与集体之间的信任关系。最终实现互利互惠的合作。
摘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正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而药品监管机构能力的建设与评估也开始成为社会监管领域的重要问题。通过回顾国内外已有的对政府能力概念和要素的研究,借用Nelissen的潜在能力和现实能力理论,结合世界银行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对机构现实能力的要素分析和“行政储备”理论对机构潜在能力的要素分析,构建起药品监管机构能力的结构模型。并提出一套评估的指标体系。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通过统计排序对沿海十省(市)药品监管机构能力进行评估和比较,进而利用最小二乘法(OLS)建立回归模型,分析潜在能力中的财力和人力因素对现实能力的贡献率。研究发现:地区财力对监管机构现实能力的影响较之人力因素要大,这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可以得到证实;各地药品监管机构的潜在能力与现实能力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就那些现实机构能力较低的地区而言,现阶段有必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医药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的监管和农村地区医药监管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而对于潜在机构能力较低的地区来说,从“专业化、程序化和独立性”等方面提升机构整体的人力资源是当务之急。
摘要:我国各级政府绩效管理和评估的实践,对政府绩效观念的强化、服务理念的提升、管理效率的提高等都起着巨大的推进作用。但是,政府绩效管理和评估在法制建设中并没有得到清晰、完整的规定。政府绩效管理和评估缺乏专门立法保障。监督机制不健全,事后救济制度不完善。这不仅导致政府权力滥用,给公众利益造成损害。也不利于政府威信的树立。我国要避免政府绩效管理和评估出现的各种问题,强化绩效管理的执行力度,就必须顺应世界各国政府绩效管理立法的趋势,加快绩效管理和评估法制化的进程。
摘要:理论上,政策绩效不同于政策结果之处在于它对其内在价值及其行为方式改变的特别关注,因而具有较强的价值意蕴。政策绩效在社会转型中的“应然”状态与“实然”现实之间的差别,就是政策问题存在的闭区间。在此基础上,公共政策的自由裁量权、公共政策的回应性、有效性、公共性、公民精神以及治理、善治等作为一种“绩效指标”,对政策绩效及其实现程度等都有很大的影响。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特质的社会问题的大量积聚、政府主导的政策模式、公民社会的不健全等,首先作为一种“自变量”,影响着当下我国的现实政策绩效,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公共政策的自由裁量权、回应性、有效性、公共性、公民精神等的存在形式和发生作用路径;另一方面,作为“因变量”,它们被嵌入不同的制度运行、政策实践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中,成为一种既定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决定着当下各种利益诉求、利益整合、利益分配、利益落实等的性质和内容。在技术和价值之间,政策绩效找到了其存在的基本空间。
摘要:《公共管理学报》三周岁了。虽然说任何一项学术事业大都需要日积月累,历久方能弥新,才能够总结出些许新意来。但三年来的努力迫使我们回头看一看,尤其是三年来的感悟更让我们静下来省视一下办刊的心路历程。在求学问道的路上放平一张书桌几乎是学人的梦想,在浊流充溢的学界为学人办好一份浸人心智的杂志则需要某种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