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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识经济与全球化并称为20世纪中期以后人类社会所经历和正在经历的两场大革命.传统的政府管理因之受到挑战,知识密集型治理正在成为各国政府改革的新选项.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主体,政府官员必须回应时代要求,实现其角色转换.长期以来曾先后产生过很大影响的行政人、官僚人和经济人等三种关于政府官员行为方式和特征的分析框架,已在不同程度上凸显种种弊端.知识公务人理应成为政府官员角色跃迁的新愿景.探讨知识公务人的内涵、特征和再造途径及其意义,有助于推进我国重塑政府官员角色、优化公共管理与建构和谐社会.
摘要:公共政策具有公共性,亦即处理大多数民众的问题.政策具有问题性,也就是政策以民众问题为导向,大多数民众有相同问题,政府机关将问题纳入政府议程,提出解决策略.倘若忽视公共性,公共政策就有可能变为某些个人、团体、阶层谋取私立的工具.这就要求我们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必须时时关注公共性,亦即要做到在政策问题取向上的公共性.故而,首先探究公共政策问题与其公共性之意涵;其次,析探问题建构中公共性之哲学基础;最后,藉由现今流行于公共政策学界,用以展现问题建构过程中公共性的审议式民主,以及审议式民主在台湾之应用-公民会议的召开,来加以进一步说明.
摘要: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回顾了中国100多年来,特别是最近几十年来,学习外国经验的心路历程.提出,东西方国家差别虽有,但这些差别并不足以用来论证东西方差别的本质性,也不足以支持东西方不能相互学习的结论.用东方还是西方作为思考和比较的基点,来审视国家的治理模式和社会的发展道路,不是一个合理的思维范式.过去被使用,不是因为它理论上的合理性,而是因为它的方便性和情感性.从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来看,这一方便性和情感性事实上负面影响了中国对外学习的过程,因而有必要正本清源,从理论上给予修正.公共管理的学习和学科发展只有跳出了东方西方之争、最新和过去之争,用现代社会发展理论来审视和解释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的发展,用科学和社会发展的态度,审视学科建设和管理实践的需要,才能最大限度地从人类文明的成果中汲取必要的养分,辅助中华文明的成长和发展.
摘要:以“比较优势”、“有限(价值)理性”和“制度二要素”这三个基本假设为基础,以李嘉图所举的“英国和葡萄牙”为实例,对比较优势条件与制度安排的关系作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探讨,结果发现:无论是从规则安排方面来说,还是从组织安排方面来说,比较优势条件都对制度安排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就规则安排而言,在比较优势太小和分工利益太少的情况下,保障分工的规则安排往往不存在;只有当比较优势足够大和分工利益足够多时,保障分工的规则安排才能出现;但当比较优势扩大到超过“自然分工条件”的时候,这种规则安排又会失去存在的必要.就组织安排而言,当规则供给的绝对成本一定时,绝对劣势方总是比绝对优势方作为规则供给者(组织)的相对效率要高.
摘要:技术预见是有步骤的对科学、技术、经济、环境和社会的远期发展进行探索的过程,其目的是选定可能产生最大经济与社会效益的战略研究领域和新技术,而技术路线图是对某一特定技术领域的未来延伸的看法.技术路线图作为一种战略工具已经广被用于技术预见领域,旨在于提高技术预见活动的影响力和把握未来的能力,更能把握技术发展中的规律性.在科技政策领域,利用技术路线图进行技术预见,可以通过不断修正未来技术发展方向的选择机制,为科技规划等技术预见活动提供了一个整合不同利益共同体观点的平台,能够避免制定科技政策过程中潜在的技术负效应,能够提升科技计划管理过程中的行政能力.
摘要:长久以来,科技决策一直是个专家统治的领域,不具备专门知识的公众,被认为无法了解科学的技术复杂性而被排除在政策参与过程之外.然而随着大科学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效应直接进入社会生活领域,“科技民主”的理念打破了“专家”与“普通大众”之间的界限,认为,专家的意见只是社会总体决策的参考,公众应当具有参与科技决策的权力;公众参与技术评价方法被认为是针对现代社会中不确定、不平等问题的一种新的互动式解决途径;公众参与技术评价与决策在很多国家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公众参与式技术评价被看作是在对现代技术风险管理过程中重新构建信任的一种方式.对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特征、方法与过程进行了研究.
摘要:从促进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发展的战略目标出发,提出只有在深入分析自主创新和知识产权管理联系特征的基础上,才能设计系统有效的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和政策.为此,主要通过文献研究,提出了包含产业类型、自主创新组织类型、自主创新层次、知识产权组合4个关键要素的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模型.重点解决了自主创新管理和知识产权管理领域的重大理论难题,细分了产业类型、创新组织类型、创新层次,对自主创新理论发展和知识产权管理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同时对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摘要:在经济社会转型、推进经济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政府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公共政策.而所采取的公共政策的实践效果如何本身就反映出政府的执政能力.从当前各国公共政策的实践和理论来看,关于政策工具的研究已经成为有关公共政策研究的一种发展的潮流.在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上的不足,向人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论证了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关于政策工具的选择、比较以及关于不同政策工具之间存在差异性、互动性的了解,对于取得公共政策的成效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概述了近年来推动公共政策工具研究的学科基础(如经济学、法学和公共管理学等)以及社会实践基础;阐述了值得开展政策工具研究的一些主要的视角和方面,这些方面的研究无论是就理论还是就实践来说均有着重要的价值.
摘要:随着施政的生态环境加速变迁,政府必须以创新公共政策的方式予以应对.但政府创新公共政策的内在因素是什么呢?已有的文献不仅局限于美国的政策生态,而且以计量方式考察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忽视了其中大量难以计量以及需要整合考察的因素.在一个融合条件(资源和要素、政治架构、现有制度和政策及社会文化)和机制(学习机制、决策机制、执行机制、激励机制和评价机制)的综合模型指导下,以分析性叙事的方法,具体考察上海市创新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内在因素.分析案例表明,尽管上海在条件和机制上都非常充分的情况下,也还必须融合各种条件和机制才能解释创新的出现及其有效运行.
摘要:盗窃自行车是各地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各地管理机构也采取了各种不同措施来整治这一不良现象,但是效果都不明显.这一管理困难可以被概括为公共治理中的“自行车难题”.自行车难题表现为自行车偷盗行为已经形成一个“自行车生态怪圈”,偷盗行为依赖这一怪圈得以保护、规避和延续,导致对这一问题治理的困难.如果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影响这一难题治理效果的要素主要表现在:信息、风险和价格.在一般的政府规制行为中,这三大要素也同样影响着公共治理的绩效.使信息对规制方有利、扩大反规制行为的风险和缩小反规制行为的市场交易空间是有效规制的三个条件.
摘要:作为现代民主行政的重要内容,行政问责制度是一种旨在全面追究和实现政府责任的监督机制.在其内涵、要素与功能日渐明晰的基础上,我国行政问责制度效应的发挥与价值实现最终有赖于一套精确完备且有较强操作性的运行程序和制度模型,进而实现行政性问责向程序性问责的本质转变.根据我国现有的行政生态与制度基础,从一项制度必须应有的运行程序角度来说,行政问责制度模型的设计应以责任失范行为的发现为运行前提,以责任的解释、判断与评估以及责任的追究等作为三个主要运行环节,同时以规范化的救济机制作为问责失范的补充环节.
摘要:改革战略的正确选择是县级政府行政改革实现历史性突破的前提.未来的县级政府行政改革必须走出纯粹的组织变革层面,进入组织变革、职能变革与政治变革三重良性互动的全面变革时代.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党委的纵横关系中,增加县级政府在行政改革中的自主性和县域公共利益的代表性,依据县城特殊性寻求政府职能与机构的合理性,变革权力结构,形成政府与社会良好合作的善治格局,是新时期县级政府改革与发展的战略选择.
摘要:日益突出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一大障碍.如何解决这一复杂的现实问题成为我国现阶段的重大任务.现有的研究文献大多停留在经济分析的层面,忽视了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制度基础.事实上,欲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必须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基础及客观现实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以此为基础采取相应的政策举措;以制度分析为视角,阐述了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历史成因,并具体分析了现阶段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制度结构.在剖析政府现有相关政策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框架性的对策建议.
摘要:当代西方的社会规制研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初.研究者们试图追问社会规制过程这个黑匣子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为此,他们深入社会规制行动者内部,借用委托-理论、博弈论等研究方法,分析了作为规制者的政府内部的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及其对规制实施的影响,作为被规制者的企业内部因素,如雇主的法律意识、雇员在健康安全方面对雇主所施加的压力等,对被规制者行动策略乃至规制效益的影响,提出了一些与旧有规制经济学不同的观点;研究者们还运用流行的制度主义理论探讨了规制制度设计与变迁,规制制度与行动者之间的互动等问题.对以上西方学者们关注的问题进行评介后,指出了它们对中国社会规制研究的启示.
摘要:民众对于政府的支持与信任是任何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也是任何政体正常运转的重要保障.20世纪末以来,西方民主国家中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已经演化为一股国际性的趋势,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严峻问题.西方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是众多因素长期混合和交互作用的结果,包括政治选举、政府本身、利益集团、社会文化以及大众传媒等方面的原因.为了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心和满意度,巩固政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西方国家采取了多样的手段,开始了塑造“公民性政府”的历程.我国在社会经济改革加速前进的过程中也伴生了一些严重影响政府信任的现象,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政府信任危机的内在症结及其解救的经验措施,对于我们提高政府公信力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