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需求的生成与确立问题探究——析《立法法》第72条第4款
摘要：《立法法》第72条第4款将“立法需求”作为一个衡量设区的市立法权获得实际行使“资质”的法定裁量因素和事实基础条件，使之成为了一个法律概念，但却是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为此，在《立法法》的解释和实施中，立法需求不仅成为针对设区的市，而且成为各种立法主体特别是立法职权主体在评判立法项目及其制度设计的全过程中的目标指向，具有了普遍意义。在其本源和生成的过程中，立法需求导源并依次来自利益需求和价值需求。作为一定社会群体的共同制度供给需求，不为既有的政策、道德等其他社会规范调整机制所有效满足的情形下，同时不为已然的法律制度所切实对应，即转化为对法律规范的变革、创设的需求，并因此产生立法参与、立法表达和立法项目、立法过程中构建和提供某种新的法律规范及其实施机制的需要、愿望，此即立法需求。论欠发达地区利益在地方立法中的表达与实现
摘要：欠发达地区乃至发展中国家面对先发展起来的经济发达省份和发达国家，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做到既能够有效利用包括立法在内的各种手段以维护自身的正当利益，又要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实乃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在新常态背景下，地方立法应兼顾欠发达地区的利益，使之在发展中在维护自身正当利益的前提下，能够稳步快速发展，而不陷入地方保护主义的泥沼。需要在批判地方保护主义的同时，设置一个畅通的、规范化的表达渠道，即为欠发达地区在地方立法或者区域立法乃至国家立法中表达自身正当利益提供一个法治化的平台，切实做到用立法来保证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协调发展。解释学法学与法律解释学
摘要：解释学法学和法律解释学是在解释法律和法律解释这两个不同的基础性概念和事实中引申出来的概念。作为两种不同的学问，两者无论在研究对象、学科分类、社会（学科）功能以及解释特征上都是明显不同的。区分两者的基本意义，就是要：分清在法学研究中对精神性法律实践和物质性法律实践的等量关注，并以此为基础，区分法哲学和法律哲学这两种并不相同的学问。食品安全治理的法理分析——对布迪厄建构主义结构论的一个发挥
摘要：食品安全治理是一项宏大的社会工程，包括对食品生产、食品销售等整个供应链的治理。布迪厄的建构主义结构理论将建构主义理论与结构论进行了超越传统主客观二元论的系统结合。这种独特的系统论不仅有利于对食品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的生存心态与生活方式进行内在解析，还有利于对食品安全场域中的外部社会结构进行重构，例如对英国食品安全治理的外部结构的借鉴用以重构我国的三维治理格局。同时这种动态的“惯习”理论对研究我国食品供应链各方主体的行为特别是违法行为背后的行为图式均有重大意义。交往理性视域下的法治话语互动
摘要：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是一个丰富的理论体系，其交往理性可以概括为一种语言性的、与主体间性相对应的、程序性的合理性概念。从交往理性维度来分析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互动，无疑是具有前瞻性、实践性和合理性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在品格，呈现出对交往理性引导下商谈理念的一种宽容与接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创性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动态机制、互动模式，充分说明了交往理性法治话语互动的重要作用。交往理性范式的引入有助于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以及执法和司法公开、公正。形成权诉讼与形成之诉关系辨析
摘要：对于权利人依其单方意思表示即可使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动的一类民事权利，民事实体法学在理论上将其统称为形成权，而以形成权为基础提起的诉讼并非当然是形成之诉这么简单。事实上，在这一集合概念之下的各子权利，根据民事实体法对其行使方式的不同规定，以其为基础提起的形成权诉讼与形成之诉的关系也呈现出不同的样态，或为包含与被包含、或完全两立、或相互交叉。形成权诉讼与形成之诉在诉的类型、判决形式及判决效力等方面都有着较大的差异。遗产范围界定的误区与修正
摘要：古罗马身份继承制度下的遗产为财产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现代主要大陆法系国家对此予以继受。我国古代的立法亦遵循古罗马法的理念，将遗产范围界定为财产权利与义务。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的继承制度借鉴了前苏联的立法，将遗产范围仅界定为财产权利，但该界定是与限定继承制度及英美法系的间接继承制度呈现了一一对应关系，而与大陆法系的直接继承理念下的无限继承理论相冲突。对此的解决路径有两条：一是因直接继承只有在大陆法系的无限继承下才实际发生，故仍遵循大陆法系的直接继承理论，即在无限继承制度下，将遗产范围修改为财产权利与义务之和；二是因限定继承其实就是英美法系间接继承理念下的产物，故借鉴英美法系的间接继承理论，即在限定继承制度下，将遗产范围界定为财产权利，并参照企业清算制度设计遗产清算。网络交易平台提供服务的损害赔偿责任及规则
摘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第1款明确规定了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及规则，但其针对的主要是消费者购买商品造成损害的情形，不能包括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接受服务造成损害的情形，因为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情况不同。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接受服务造成损害，应当借鉴《侵权责任法》第9条第2款和第49条规定，适用单向连带责任规则，由服务者承担侵权责任，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承担相应责任。死刑合宪性解释：从立场到路径的比较与反思
摘要：站在宪法的立场上考察死刑妥当性问题，对于死刑的存废具有终极的社会意义。世界上主要存在着4种死刑合宪性解释的路径，但都或多或少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人权具有普世价值，在生命权的保护上不应该存在任何例外，以人权作为死刑合宪性解释的立场对于形成一种尊重生命和人格的文化，引领公众对死刑树立起理性的认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废止死刑本身并不是目的，其真正目的在于增加所有国民的人权。政府应以此作为设定政策和措施的出发点，重新审视死刑在控制犯罪中的意义。从削减和废止死刑、保障人权的角度考虑社会的防卫才是合适的社会演进之方向。商法视野中商铺转让费问题探讨
摘要：全国范围内关于商铺转让费纠纷的处理“同案不同判”现象较为明显，其主要原因是法律对商铺转让费的性质未有明确界定。商人通过租赁他人的商铺从事商事经营活动，在商铺的所有权人和使用人之间形成了不动产的商事租赁法律关系，由此而生之商事租赁权及商誉价值等属于商事营业资产之无形财产。商铺转让费属于对转让人的一种综合性补偿费，其中应当包含的因素有：转让人对于该商铺的商誉提升的补偿，转让人对于预期经营利益放弃的补偿，转让人对于商事营业场所租赁权让渡的补偿。承租入主张商铺转让费具有合法性基础，但需受主体、数额、租赁期限等限制。论经济法的风险规制范式
摘要：美国的规制理论与我国的经济法学存在一定的对应性。风险规制以“风险”为核心，对食品、安全、环境等领域的规制理论与实践予以系统整合和深度阐述，是社会性规制的范式革命。现代社会中风险发生变化，使建构予风险个人责任的私法和秩序行政的传统风险治理难以应对。现代国家的安全保障义务，既通过社会安全网建设对风险受害人承担责任，又以风险规制的积极行动在先消减风险。风险的二重性凸显科学、民主单一视角的困境，须区分风险事件中的价值与事实，并在协商民主框架中进行风险沟通，从而统合科学与民主。针对不确定、不可逆的风险，应当采取风险预防原则，并以比例原则对预防措施予以限制。风险预防原则下，国家可以降低证明标准举证预防措施的正当性，风险制造者举证责任予以反驳，但是无须强调绝对的无风险。我国处于风险频发期，经济法学在相关议题上的话语权取决于对风险规制范式的移植，以实现能够回应风险社会的自我革命。当代中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论纲
摘要：公共法律服务是源于一国政府对其公民在法律义务上和政治道义上的不可放弃、不可转移的责任担当基础和政治伦理要求，基于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由政府统筹提供的、具有体现基本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属性和社会公益担当责任，旨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所必需的一般性的基本法律服务。其基本特征包括但不限于公共性、公益性、均等化、基本性、常态化和保障性。它是国家法律实施过程的重要一环，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所必需的一般性公共法律服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实体平台建设、信息化平台建设和标准化平台建设寸勾成其基础条件；而领导体制、发展规划、财政保障、资源配置和监督考核则是我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要义和主旨所在。构建统一刑事司法数据库的可行性及其路径选择
摘要：随着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刑事司法数据信息将成为评估司法实际运行效果、制定科学司法决策、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重要客观依据。目前，由于数据管理机构分散、财政经费投入有限等掣肘，刑事司法数据信息具有的引领公正司法、规范司法行为、监督司法活动、实现司法为民等功能未得到充分的发挥。为改变这一局面，我国部分司法机关已经通过公开裁判文书、与金融系统共享数据等方式开始了建立刑事司法数据库的探索。因此，需要基于既有实践成果，构建统一刑事司法数据库，以实现严格司法并节约司法成本，提高司法公信力并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科技、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司法检视——以“宜兴胚胎案”为例的分析
摘要：在疑难案件中，法律与道德的巨大冲突很容易掩盖科技的“除魅”特性。科技不仅革新了法律纠纷的产生和鉴定方式，还重塑了传统道德的取舍范围。而道德则依赖人生与社会认同的优势，又为科技发展和制定法设定了伦理准则。“宜兴胚胎案”的两种裁判就证明，在制定法缺失的情况下，科技与道德将以隐性和显性的方式分别作用于法律解释，并在相互制约中影响司法裁判。然而，受国家法治意愿的影响，法官只是有选择性地接受科技与道德的引导，并最终将裁判结果限缩于法律框架之内。日本国企改革的法律分析及对我国国企混改的启示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经过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摸索，混合所有制经济已逐渐发育成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重要实现形式。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国企改革方向之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迎来热潮。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国有企业进入衰退期，日本政府对其国有企业进行全面改革。通过改革，日本的铁路、通信、航空领域的国有企业相继从国家所有转变为混合所有的股份制公司。经过混合所有阶段之后，部分混合所有公司中的国家股全部退出。日本国有企业在实现混合所有及混合所有企业运营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不足。从法学的视角对日本国有企业改革进行研究，能够为我国正在推进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些许制度借鉴与参考。第二届“新兴（新型）权利与法治中国”学术研讨会成功召开
摘要：2015年12月31日，由《北京行政学院学报》《法学论坛》《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求是学刊》《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学习与探索》共同发起、主办，《求是学刊》编辑部承办的第二届“新兴（新型）权利与法治中国”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成功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70余位专家、学者、论文作者和期刊同仁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