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性建构与法家思想的创造性转换
摘要：面对21世纪＂新战国时代＂的诸多挑战,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仍然是各国首要的政治主题。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构,离不开传统思想文化,尤其是法家思想文化的支撑。法家思想中＂不法古、不循今＂的改革主义、＂缘法而治、以法为教＂的法治主义和＂禁胜于身、立公弃私＂的权力制约观等合理内核,能够助推＂四个全面＂这一执政党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先秦法家思想在21世纪的复兴,绝不是未经批判地在当下中国的思想和文化结构中嵌入先秦法家的全部观念和重述其所有的政治法律主张,而应当是对先秦法家思想进行批判性反思、提炼,进而实现三个转换,即由先秦法家的＂弱民＂转换为现代政治的＂强民＂;由先秦法家的＂君主立法＂转换为现代政治的民主立法、以宪护法;由先秦法家的＂天道＂转换为现代政治的人权。新法家的“国家主义”形式法治观批判
摘要：兴起于清末民初民族危亡之秋的新法家,在复兴先秦法家学说的同时注重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与转化,力倡＂国家主义＂的＂新法治主义＂并以之为救时济世的有效手段;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实践则被某些学者视为＂法家第三期＂法治思想的展开。基于新法家思潮对法治建设的可能影响,有必要对其工具主义理性和形式主义法治观予以批判性反思,以重塑＂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法治的内在目的与外在目标的合理关系,为＂法治中国＂蓝图的顺利实现提供理论支持。个人信息权保护的法经济学分析及其限制
摘要：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对个人信息侵权的保护采用了具体人格权中隐私权的路径,它无法对个人信息商业化利用伴随的财产利益进行全面的保护。在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中,是采用＂以人格权为中心、包含财产利益和人格利益两部分内容的一元模式＂,还是＂以包含个人信息的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为导向的人格权和财产权二元模式＂,需要借助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此外,基于价值的多元,任何权利的运行都要有个界限,个人信息权亦如此。在遭遇言论与表达自由、信息的自由流通、国家安全和权利人的同意四种情况时,个人信息权的保护力度要＂克减＂。当然,这四种＂克减＂场域仅仅是基于＂类型化＂的分析,具体的案件还要进行具体的＂利益衡量＂。非公司企业为什么会兴起——公司的局限及其法律制度检视
摘要：非公司企业近年来在西方国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无论是美国的非公司型有限责任企业,还是英国的有限责任合伙都因其非公司企业属性而广受欢迎。透过非公司企业不断创新和繁荣的现实,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洞察公司这种企业制度的本质和功能。对公司制企业的本质和功能进行的剖析,也能够使我们更加准确的理解非公司企业的价值所在。包容性增长理念下经济法治的反思与回应
摘要：包容性增长理念虽然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不应该也不可能无动于衷。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最应该针对包容性增长理念进行基本理论和具体制度的反思和回应。具体来看,根据中共十八大报告的要求,要实现包容性增长理念,未来的经济法必须处理好促进效率与保障公平、追求数量与保证质量、体现以物为本与以人为本、推进先富与推动共富、促进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保障发展成果增加与发展代价降低、保障增加投资与促进消费、保障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实现惩罚功能与激励功能、进行增量突破与存量修改等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十大关系,做到和谐统一,从而实现包容性增长理念的目标。法官良知：司法公正的原动力
摘要：法官良知是司法审判中法官对公平、正义的善良认知心理,包括自由裁量中的良心法则、法律至上的真诚信仰、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三个层面。法官良知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当事人权益有效维护的保障,尤其是预防司法腐败的良药。实践中法官良知阙失严重,体现在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司法腐败严重、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保护缺失等。究其原因,不仅在于法官不能独立行使权力,也在于法官的选拔制度不合理;不仅在于法官自身的素质阙如,也在于对司法权行使监督不力。培育法官良知,应该创新司法体制、建立德才兼备的准入制度、塑造法官理想人格,同时强化司法监督。法治国家进程中的政党法制
摘要：2013年中共＂党内立法法＂的颁布回应了＂打造制度之笼＂的法治建设要求,更加明确了依法治党原则在法治国家体系内的地位。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亦指出依法治党是法治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缺乏与国法体系相协调一致的党法体系,不仅党的自身治理无法规范化和程序化,国法体系在既定宪法架构下亦不可能自足而有效发展。党内立法自建党之初即已开始,但依法治党主要是伴随依法治国而产生,是整个国家法治转型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党内立法法＂对2000年《立法法》的原理与制度多有模仿,但也具有自身个性,在局部制度建构上尚存欠缺。＂党内立法法＂从＂立法＂和＂备案审查＂两端实施法规体系质量管理,具有顶层设计上的科学性。党在新时期的规范治理要充分理解并发挥＂党内立法法＂中的新原则,同时注重通过关键领域制度进取空间的先行先试积累治理经验,规范党的自身权力并反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言增设新罪现象的反思
摘要：学界存在设立各种新罪的立法建言现象,有的建言入罪行为并不值得刑法规制,有的认为可以通过刑法解释方式合理解决,有的罪名增设没有合理协调好其与关联罪名之间的共存关系。建言设立新罪应该坚持刑法解释用尽原则、立法条款协调化原则和刑事立法迫不得已原则。对于新近通过的立法条款,学界更应该考虑如何强化司法适用,睿智的法学研究者不是着力批判法律,而是善于解释法律。减轻处罚的功能定位与立法模式探析
摘要：我国《刑法》规定的减轻处罚量刑情节在立法上存在诸多弊端,减轻处罚适用原则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司法困境,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刑法规定的量刑过程一般包括选择刑罚幅度、形成处断刑、决定宣告刑三大阶段。加入了处断刑环节的量刑,是一个从一般到特殊再到个别的过程,符合基本的思维规律与习惯,并能够很好地处理量刑情节的竞合等问题,具有独特的优势。我国《刑法》有必要考虑借鉴域外立法模式,考虑增加处断刑的阶段,以完善量刑过程、缜密量刑思维。我国表演艺术非营利组织制度发展探究
摘要：财务困境是所有演艺组织面临的共同难题,中国的文艺院团更有着体制的约束。在表演艺术领域广泛采取非营利组织的方式构造市场主体是国际的共同经验,这不仅是因为非营利组织具有组织性、自治性、非营利性、利润不可分配约束等基本特征,更重要的是,非营利组织的制度设计形成了较强的激励,吸引资本和人力资本对艺术发展进行投资。因此,建议中国完善表演艺术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准入、捐赠等法律,明确营利和非营利院团的权利责任,促进院团分化为营利和非营利组织形式。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律师辩护难问题实证研究——以S省为例的分析
摘要：对S省五个市的实证研究发现,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律师辩护权保障水平有了明显改善,＂会见难＂、＂阅卷难＂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但是,律师在行使辩护权的过程中仍面临一系列难题：职权机关限制、剥夺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权的问题比较突出,阅卷权的实现面临一定的障碍,知情权和表达辩护意见权未受到应有重视,调查取证难问题依旧未改变,辩护权受到侵害后得不到检察机关的救济和保护。为破解律师辩护难题,建议加强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严格规范执法办案行为并为律师参与诉讼提供便利条件,建立侵犯律师辩护权利的程序性制裁规则及以审判为中心的权利救济机制,等等。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简介
摘要：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是在成立于1980年的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法学研究所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以法学学科为主干的多学科学院,今年满35周岁。学院下设法律系、政治学与行政学系、公共管理系、中美法学教育中心四个本科教学单位,设有负责社会学研究生教学的社会学研究所。学院拥有法学、政治学、公共管理三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一个社会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拥有法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设有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前进中的山东财经大学法学院
摘要：山东财经大学法学院于2011年在原山东经济学院法学院、山东财政学院政法学院等系部的基础上合并组成,现有教职工92人,其中专任教师78人,教授16人、副教授32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35人（含在读）。现设法律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刑法与诉讼法学、社会工作等五系,同时拥有校级研究机构＂法与经济管理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