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法律体系生态化的正当性
摘要：法律体系生态化，是指用生态文明的理念和生态学的原理方法指导我国法律体系的发展与健全，将生态文明观和生态文明建设贯穿到我国相关法律制定、修改和健全的全过程。“大力”、“加快”、“全面落实”和“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有利于明确生态文明建设法律体系的重要地位。从“五大建设”的内部关系看。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法律体系处于突出地位；从“五大建设”所处理的关系看，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法律体系具有特殊地位；从“五大建设”的历史发展和现状看，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法律体系处于紧迫地位。我国法律体系建设的成就，为法律生态化奠定了法规基础；我国法律体系结构上的缺陷，说明了法律体系生态化的必要性；我国法律体系内容上的某些缺失，说明了法律体系生态化的迫切性。“环境资源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环境资源法学理论，为法律生态化奠定了理论基础；法律体系生态化的理论研究成果，为法律生态化提供了理论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的司法机制论
摘要：欲使生态文明建设落到实处，就必须健全与完善我国的司法机制，使司法机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居于中心地位。而健全与完善我国的司法机制，首先，必须健全与完善中国的环境法院（法庭）体系，形成环境案件指导制度；其次，健全与完善中国的环境公诉制度；最后，还须健全与完善中国的“私人检察官”制度，使个人与组织充当“私人检察官”，能够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并使之良性运转。论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保护法》之立法目的完善
摘要：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的《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未对现行法有关立法目的之第1条提出任何修改建议。时至今日，若环境基本法仍裹足不前，以“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为其立法目的之要素，这既不能顺应环境法立法技术的国际发展趋势，又将使环境基本法的立法目的落后于其下环境单项法之立法目的近年来的普遍发展，更无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对可持续发展思想本土化的伟大实践成果。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理念是当代中国一脉相承、次第渐进地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本土化拓展和升华。以建设生态文明为目标，才能加快可持续发展的步伐；以可持续发展为必要途径，才能建成生态文明。现行《环境保护法》只有确立“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为其立法目的之核心要素，方能成为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建设之“排头兵”。关于修订继承法的三点建议
摘要：继承法修订应当妥善处理风俗习惯，贯彻现代社会理念优先原则，并分别情况予以保留或废除；应当协调法律之间的关系，保持继承法与其他法律的制度衔接；应当建立和完善继承的相关程序性规范，明确实体权利存续和程序进行的合理期限。完善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立法的思考
摘要：法定继承的人范围和顺序，是我国《继承法》修改的难点问题之一。围绕这一问题，学术界有诸多争论。关于我国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立法上还存在很多不足，应结合我国民众的继承意愿和继承习惯，借鉴外国立法经验，修改、完善相关立法。论共同继承遗产的分割规则——以《物权法》的解释和《继承法》的修改为视角
摘要：基于继承权而对被继承人的财产享有的财产权利，首先应确定属于共有，其次应确定为按份共有，而其份额即为应继份。分割请求权是一种形成权，通常行使分割请求权的主体是共同继承人。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具体情形的改变，可能扩张分割请求权主体的范围。共同继承遗产分割的三种分割依据中，协议分割和诉讼分割应是选择性的。遗产分割后没有溯及力，分割后共同继承人之间应负担瑕疵担保责任。当事人监督论纲
摘要：当事人监督制度的引入，是破解我国司法监督制度僵局的重要突破口。当事人监督是从我国司法实践中提炼出来的重要概念，体现了对当事人主体地位的尊重，符合法治精神和现代宪政理念。合理的诉权配置是当事人监督的制度前提；充分、有效地行使诉权，是当事人监督的主要途径。个人征信体系的法经济学基础
摘要：个人征信体系是信用经济发展的产物。在信用经济中人们的经济行为往往存在着时间间隔，在这样的交易中信息就成为极其重要的因素。运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进行分析，我们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信息是信用的前提与基础，克服信息不对称的主要手段是为市场提供制度设计，个人征信体系就是为市场提供信用信息的制度，制度的建立与运行需要法律的保障，建立个人征信法律制度我们需要明确个人征信的法律原则与法律关系，以促进个人征信体系的健康发展。民事裁定的类型对比研究——以种类界定与层次划分为考察基点
摘要：民事裁定可以算得上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专业词汇，民事诉讼法在2012年修改中对裁定范围、裁定理由和裁定形式作出了局部的修改完善。从现行法的整体上看，对民事裁定的具体规定尽管较多，但分散杂乱，相互的重复、矛盾屡屡存在。本文力求通过对民事裁定的横向种类纵向和层析进行考察，旨在深层次挖掘民事裁定制度的内在机理，丰富对民事裁定具体细化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途径。“信息化跨国犯罪”时代与《网络犯罪公约》的中国取舍——兼论网络犯罪刑事管辖权的理念重塑和规则重建
摘要：2001年欧盟主导、多国签署的《网络犯罪公约》一度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网络犯罪刑事立法产生过积极影响，也吸引了诸多欧盟以外的国家陆续加入。但是，10年过去了，它在刑事实体法上未能跟上网络犯罪飞速发展的脚步，在刑事管辖权上也难以解决一些现实存在的疑难问题。从整体上判断，中国政府没有加入该《公约》的现实必要性，反而应当总结自己多年来积累的理论与经验，及时提出自己主导的制裁网络犯罪的国际公约草案，在国际法律规则制定和起草中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不作为帮助犯研究
摘要：不作为帮助犯是共犯与不作为犯的交叉形态，既符合不作为犯的特征，也具备帮助犯的特性。不作为帮助犯仅限于片面帮助的情形，其成立以作为义务为前提，作为义务可区分为法益保护义务与危险源监督义务。封闭空间管理者的犯罪阻止义务是一个伪命题。在我国共犯立法语境下，应提倡双层次的共犯评价体系。不作为帮助场合，作为义务者均构成帮助犯，但不作为帮助犯与从犯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对应关系，不作为帮助者在部分场合亦应以主犯论处。“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异化与回归
摘要：针对刑事诉讼中控辩审三方不平等的诉讼力量，上诉不加刑是以当事人诉讼权利制约国家刑罚权、审判权的特殊原则，系刑事诉讼独有的制度，对保障被告人上诉权，实现司法公正具有不可替代的法律价值。面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重实体轻程序、变相加刑等现状，新《刑事诉讼法》更加强调了这一原则的立法意义。应从观念上深刻理解上诉不加刑的内涵与理论依据，澄清一些模糊、错误的认识，同时在审判实践中切实贯彻这一原则，彻底杜绝各种变相加刑的异化现象，真正使其回归立法原旨。论法律论证的立场：宽容的司法克制主义
摘要：从裁判结果出发进行法律论证就是要保证判决的合理性。司法克制主义是保证法律可预测性、稳定性的基石，由于事实命题的似真性和法规范的抽象性，需要对事实进行合理的推理以及对法律进行解释或者创造，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司法能动性。通过法律论证对司法过程特别是庭审过程的对话充分性、对推理前提和推理方法、对判决结果的社会影响力进行论证，对判决结果提出批判性的反思，从而实现宽容的司法克制主义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