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司法文化与法律的实践品性
摘要：法学关于＂什么是法律＂以及所谓＂真正的法律＂的困惑,主要不是来自于法律的存在和表现形式,而是来自法律的适用。在当代中国的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通过法律的适用,具体而现实地使＂法律＂具有了规范有效、事实有效和伦理有效三种不同的面向。法官解释和适用法律存在不同面向这一客观事实,深刻地揭示出法官对于法律的解释及适用对于人们认识所谓＂正确＂的法律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法官的理性认知与司法前见
摘要：法官认知是一切纷争能够得到解决的前提条件,是法律世界存在的支柱。法官的认识须由客观事实的可靠性来证明,可靠性首先意味着确定性。任何法律现象都被理解为确定的东西,被理解为稳固不变的东西,除非被立法者自己废止。＂法官所思＂是法官所有认识的真理性的第一保证,法官认识的目的就在于寻求把握审判过程中的司法真相。如果我们把司法看成是一种在司法实践基础上所发生的历史性的活动,那么从事司法审判活动的法官首先有了一种对于法治的在先理解,这就是法官的＂前见＂。法官前见的获得是其理性选择的结果,体现了事物认识发展的本质,由此构成了法官的视域。论司法方法的复杂适用
摘要：司法方法是法官在司法活动中用来解决案件裁判的技巧和手段。司法方法可以分为通用的司法方法和特别的司法方法。通用司法方法的复杂适用没有条件制约,但通用司法方法和特别司法方法、特别司法方法和特别司法方法之间的并列的、综合的、复杂的运用,却需要具体的条件制约。这些具体的条件只能在案件事实和法律的遭遇中得以观察。改革、修宪与宪法理论论争——现行宪法颁布30周年之际的一个学术史回溯
摘要：从宪法修改问题在学界的最初提出、学界对频繁修宪现象的反思以及在宪法修改内容方面的一些理论焦点等问题出发,梳理了现行宪法颁布以来学界对于宪法修改的一些争议性论题,旨在以宪法修改的相关理论论争为线索,探究现行宪法30年来的变迁轨迹,并对现行宪法的实施、变迁等问题进行一个客观的评价。对我国犯罪既遂标准理论的检讨
摘要：作为传统犯罪既遂标准的＂构成要件齐备说＂存在着重大缺陷。王志祥教授、徐光华博士为＂构成要件齐备说＂所进行的辩护难以奏效。新近出现的＂类型化标准说＂提倡不同的犯罪类型适用不同的既遂标准,其旨在增强犯罪既遂标准理论的实践功效。可是,该学说不仅未跳出＂构成要件齐备说＂的藩篱,而且又制造了一些＂麻烦＂。＂犯罪客体侵害说＂作为犯罪既遂的判断标准是可行的。这是因为它能充分体现立法者的意志,符合犯罪客体在犯罪构成体系中的合理定位,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犯罪客体侵害说＂还应进一步优化为＂犯罪对象侵害说＂。本体与属性：监狱惩罚的新界定
摘要：我国传统刑罚学中关于惩罚的研究范式仅囿于＂惩罚为了什么＂,实际上,应该对惩罚的本体即＂惩罚是什么＂作出深入分析。惩罚是国家基于报应主义或功利主义的立场,对被判定为有罪的人有计划、有组织地施加痛苦的一种方式。当人类进入到近现代社会后,惩罚则由一种方式转变为一种机制时,监狱惩罚便由此承担了其历史赋予的重任。监狱惩罚是对惩罚的现实兑现,是通过时间、空间和制度等安排实现对惩罚的物化。监狱惩罚的法律属性从历史和逻辑出发都可以定性为监狱的本质机能,而改造机能只能为次生机能。公产法视角下的宗教财产透视
摘要：从公产法角度而言,对于宗教财产的定位和研究,更突显一种以财产的目的性用途为导向的宗教财产规制模式。宗教财产的所有权问题（归属问题）不再成为宗教财产规制的首要问题。从维持宗教财产的目的性用途与保护其使用者群体的使用利益而言,公产法的解释与建构,比单纯的考虑将宗教财产纳入社团法人所有的财产或者是财团法人所有的财产,依靠所有权理论的解释,无疑具有更大的优势。我国的宗教财产立法的传统和现实以＂重在管理,回避所有,强化监督,保障使用＂为基本特点,现行宗教财产法律规制也更接近于公产法上的解释。海洋的“公物”属性与海域用益物权的制度构建
摘要：自罗马法以降,海洋即具有＂公物＂属性。国家领海主权与国家海域所有权的出现,亦未改变海洋的＂公物＂属性。由这一属性所决定,海域用益物权的法理基础,不可能建立在国家海域所有权的＂权能转移＂基础之上,而只能建立在海洋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公共利益基础之上。由此出发,海域用益物权制度的构建,应通过严格法定主义原则,来适应明确界定公共利益范围的法治要求;在海域用益物权合同的订立中,国家不享有承诺自由,并且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应受到第三人利益的限制;将海洋渔业养殖许可与海域用益物权相割裂,将前者视为一种资质许可的观点,不能成立。不当得利“没有合法根据”之概念澄清——基于“给付”概念的中国法重释
摘要：不当得利＂没有合法根据＂的证明责任问题在诉讼法上争议颇多。在探讨＂没有合法根据＂的证明责任问题前,应首先在民法上澄清＂没有合法根据＂的具体所指。我国民法对不当得利的理解受到德日的混合影响,但并未察觉德日对不当得利的理解路径是不同的。德国学说通过物权行为等理论构建,奠定了＂给付＂概念的基础,并进而明确了＂没有合法根据＂的所指。日本法基于自己的判例构建了与德国形似神异的不当得利学说,其＂给付＂及＂没有合法根据＂的所指与德国法不同,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不当得利的＂名不副实＂。我国法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也不应继受日本异化的不当得利理论,应根据我国现有民法制度重释＂给付＂概念,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不当得利＂没有合法根据＂的具体所指,为其证明责任的确定奠定基础,也为其他诉讼法问题的解决奠定民法基础。土地征收中的被征收人知情权保护
摘要：为了避免和化解土地征收引发的社会纠纷,加强被征收人的知情权保护研究非常有必要。西方国家非常注重被征收人的知情权保护,根据本国的国情,设置了不同的制度。我们有必要借鉴西方国家的规定,加强被征收人的知情权保护,具体的对策是：要求告知义务人将相关信息直接通知被征收人;进一步明确规定告知义务人公告征地信息的地点;允许被征收人查阅征收申请人和征收审批机关的所有材料;扩大需要被告知的权利人的范围;规定征收申请人不将征收审批机关的决定告知被征收人的,征收申请人不能执行该决定。我国国有公司股权结构及其法律改革——以公司治理效率为主要视角
摘要：公司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而公司治理结构实质上是由股权结构决定的,当前各国公司的股权结构以提高公司治理效率为导向正在向＂相对控股＂趋同。在我国,国有股权高度集中是国有公司股权结构的基本特征,虽然股权集中在某种程度上有其优势,但我国国有股权的过于集中会损害公司治理的效率。因此,在分散化原则的基础上体现适度集中——即＂相对控股＂——同样应当成为我国国有公司股权结构的选择模式。要实现这一目标只能通过国有股的减持,包括国有股绝对量的减持、国有股相对量的减持和国有股限制性减持三种形式。无论哪种形式,在我国当前都需要法律的配套。教唆犯二重性说的逻辑困境及其反思
摘要：作为我国教唆犯本质属性通说的二重性说,将教唆犯的成立根据与处罚根据混为一谈,以行为的评价等同责任的认定,具有方法论上的错误。二重性说这一概念采用双重的划分标准,将一个概念在同一视角下同时解释为两个以上相反的意义,违反了理论研究的逻辑规则,不仅有损刑法理论结构的协调性,也有违刑法规范的同一性。二重性说违背我国现阶段的刑事政策、脱离社会事实基础并导致操作规则的混乱,存在诸多理论暗礁。犯罪预备性才是教唆行为的本质属性,教唆犯的属性取决于对犯罪预备行为的立法技术。论中立的诈骗帮助行为之定性
摘要：中立的诈骗帮助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应当从其对诈骗结果的发生所具有的贡献的角度来判断。也就是说,应当站在事后观察的立场上,将有该行为和没有该行为的情形进行对比,看该帮助行为对正犯结果的发生具有多大的影响。在产生了重大影响,导致了构成要件结果的重大变更的场合,可以说,该中立行为构成诈骗罪的帮助犯,否则,就不能构成。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摘要：诚实信用原则系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补充性原则,该原则的有效实施将有利于实现人们对民事诉讼的公正、迅速、经济价值追求。理论上,诚实信用原则除了适用于当事人之外,也适用于法院,规制法院的审判行为,但学界对此争议较大。从大陆法系各国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实践来看,诚实信用原则主要是通过大量的各种判例予以实现的,这些判例对审判具有指引作用,即使没有英美判例那样强的硬约束,但也会实际发生软约束作用;同时,借助这些判例,实务又与学术界的理论分析、批判形成互动,逐渐形成一种司法共识和司法行为范式。由于我国缺乏这样的司法运作机制以及与理论界的互动机制,诚实信用原则直接适用的空间并没有想像的那样大。回避制度之改良与保全机制之完善——以《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的思考
摘要：《民诉法修改决定》的通过,使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得到了较为全面的改良与完善。具体就回避制度而言,除在回避事由等方面明显更趋周密外,没有适时借鉴、吸收＂依职权裁定回避＂之适宜方式,显为此次修法之不足;就保全机制的完善来讲,＂财产保全＂概念之弃用与＂保全＂用语之＂上位＂,显然使得与财产保全平行之＂行为保全＂有了容身之所,但从财产保全与行为保全共同之目的,以及二者与证据保全之逻辑关系来看,似以＂执行保全＂来指代财产保全和行为保全更加合理。论民事再审程序启动的诉权化改造——兼析《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49条
摘要：我国《民事诉讼法》在审判监督程序的章名下规定了再审制度,而再审制度本质上是为当事人提供的一种特殊的救济制度。1991年修订《民事诉讼法》时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意义重大,标志着启动再审诉权化的开始,具有使再审制度回归其本质,促进再审制度立法发展与完善等积极功效。《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49条规定了向法院申请再审在先,向检察院申诉在后,是启动再审程序诉权化改造的继续。这一规定既有利于再审程序启动结构的合理化,也有利于检察机关更好地在民事诉讼中发挥作用。我国民事检察权的权能与程序配置
摘要：检察机关在民事程序中的权限通称为民事检察权。我国宪法规定由检察机关行使的法律监督权区分为守法监督权和执法监督权,前者源于社会治理职能,后者源于公权力制约职能。在民事程序法中,执法监督权体现为监督法院审判权的行使而配置的审判监督权和为监督法院执行权的行使而配置的执行监督权,守法监督权体现为监督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而配置的民事公诉权和为排除当事人和社会干扰法院强制执行而配置的执行协助权或支持执行权。这两类法律监督权的性质、功能、正当性基础均不相同,因此所针对的主体、适用的客体、启动的条件、运行的程序、救济的方式等等也不应相同。据此,为民事检察权相关规定的解释提供了一些理论基础和导向性意见。执行程序修订的价值共识与展望——兼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相关条款
摘要：《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的修订扩大了民事执行的制度容量,强化了对妨害执行、规避执行和逃避执行的打击制裁力度,彰显了立法机关对背德失信行为的不宽容态度,凝聚了社会各界的价值共识。但一些关键性的、事关执行难解决全局的根本制度、程序没有写进草案中,减损了本次修法的价值。而且,采用＂补丁式＂的修法模式无法撼动因执行程序立法供给不足而造成的执行难困境,制订单行的强制执行法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