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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航空运输是现代交通运输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机场和航线构建的网络是其提供运输服务的空间载体。基于复杂网络理论,借助度分布、平均路径长度、簇系数、度度相关性、簇度相关性等指标对以城市为节点的中国航空网络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发现其度累计概率分布表现为具有置信度较高的指数分布,且具有较小的平均路径长度(2.23)和较大的簇系数(0.69),整体结构呈现“小世界网络”的特点。由于中国航空网络规模较小,且新建机场倾向于直接与最高级枢纽机场建立航线联系,不利于区域枢纽机场的形成。因而除顶层结构(北京—上海—广州)外,中国航空网络的其它层级结构并不十分明显。从节点的度、簇系数、可达性等指标及其相关性分析,中国航空网络空间结构特征差异明显,表现出较强的集聚性,且可达性与城市体系上层结构在空间分布上较为吻合。随着中国航空运输需求的快速增加,未来航空网络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将进一步表现出向具有“无标度”特征的“小世界网络”演变的趋势,航空网络的空间结构将日趋复杂化。
摘要:新疆是典型的绿洲经济,资源能源丰富,生态环境脆弱,实现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和谐发展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解决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在新疆铁路沿线12个绿洲城市组成的区域经济系统的基础上,构建“城市—工业”系统中的城市化和新型工业化两个子系统,阐述了两者的交互作用机理,建立同步性、耦合度和有效性三个指数分别衡量两个子系统综合水平的一致性、系统运行的有序状态和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程度。并分析了2000、2004和2007年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和谐度的时空分异现象,探讨了2007年12个城市和谐度的四种类型以及对应的系统基本特征。研究表明,政策要素对新疆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系统的作用明显。核心城市具有良好的系统基本特征,各个城市整体水平逐年提高。系统和谐度南北差异较大,高水平和谐的城市集中在优势明显的区域增长极。2007年新疆12个城市的系统和谐度类型可以描述为“一优、三高、六中、二低”,不同的类型对应着不同的系统基本特征。
摘要:本文以淮海经济区126个县为研究单元,以1995年、2000年、2005年3个年份为研究时间截面,以淮海经济区所辖20个地级市的统计年鉴为数据源,综合运用SPSS和ArcGIS软件,分析淮海经济区经济发展差异的时间演变后发现:1995-2005年淮海经济区的县可分为发达型、较发达型、中等型和滞后型;淮海经济区整体发展比较滞后且经济发展差异有拉大的趋势;苏北、鲁南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豫东、皖北,2000年后鲁南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快于苏北;皖北一直是淮海经济区经济发展的低谷;淮海经济区约30%的县经济发展较为稳定。在此基础上,依据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把淮海经济区分为中部发达区、南部较发达区、北部较发达区和西部滞后区。最后,从打破行政区边界壁垒、启动淮海经济区区域规划、建立全国统筹区域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方面对淮海经济区未来发展提出建议。
摘要: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而且碳排放在大气中的积累会使全球气候不断变暖,因此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传统的基于EKC曲线的经济计量学方法一般是对经济与排放历史数据的相关关系研究,不能很好地反映二者之间的动力学机制。为此本文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Moon-Sonn基础上进行改进,首先从理论上得到了最优经济增长率与能源强度之间存在倒U曲线关系的必要条件,即能源的产出弹性小于0.5;接着将投入产出分析得到的反映技术进步下的能源强度代入模型,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路径进行了预测,同时得到了最优增长路径下的能源消费走势,进而通过对能源消费结构和不同能源品种的碳排放系数的预测和估计,以及对分品种能源碳排放的汇总计算得到了中国未来能源消费所产生的总的碳排放走势。结果显示,在当前技术进步速率下,我国分别在2043年和2040年达到能源消费高峰和碳排放高峰。此外,本文对能源强度不同下降速率对能源消费高峰的影响进行模拟发现,当降速为4.5%~5%时,能源高峰将出现在2040年前,此时的人均GDP为10万元左右,与OECD国家的高峰时收入一致;而且分3种情景模拟了可再生能源替代政策对碳排放高峰的影响,发现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可以明显降低碳排放量,但对高峰年份到来的时间影响甚微。
摘要:城市经济空间结构是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基本内容之一。利用其探索式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根据1949-2004年企业登记就业数据在邮政区尺度上对北京市1949年以来城市空间经济发展进行了探讨。基于空间邻近矩阵和不同距离矩阵的Global Moran'sI和Local Moran'sI都表明解放后市区并没有明显的经济集聚,50多年来空间经济发展模式几乎都是以市区为核心集聚式发展;尽管郊区一些重要乡镇呈现出发展势头,但几乎没有和周边地区形成互动关系,而是和市中心或其它地区保持较强的联系。分析还表明,北京地区经济的空间相互作用在计划经济时代大体在60km以内,市场经济时代(1983-2002年)提高到75km。北京经济空间模式经历了以下6个阶段:①1957-1982年,中心集中发展;②1983-1987年,沿京津廊道空间组织;③1988-1992年,北部为主的城市中心发展;④1993-1997年,城市中心集中扩张模式;⑤1998-2002年,城市中心填充发展;⑥2002-2004年,出现了城市空心化结构态势,空间经济组织面临新一轮重组。
摘要:人口集聚与扩散是诠释区域形态和空间结构的重要方面,对其研究有助于理解区域空间结构特征及演变趋势。本研究使用区域密度函数考察京津冀都市圈人口集聚与扩散的特征、趋势及模式,并在其基础上建立计量模型,分析人口集聚与扩散的影响因素。多中心区域密度函数的估计结果显示,京津冀都市圈空间发展正逐步由20世纪80年代的少数核心城市主导的向心集聚阶段,向90年代的多中心集聚与核心城市腹地扩散并存的阶段转变。而且,不同层次的中心城市表现出不同的人口集聚与扩散模式,即去中心化扩散、中心增长型扩散和向心集聚。多中心区域密度函数综合考虑多个中心城市对区域人口密度分布的影响,可以更准确地反映京津冀都市圈人口集聚与扩散的特征及变化趋势。同时,本研究建立动态VPM(Varying Parameter Model)模型,考察区域中心城市的社会经济属性对人口集聚与扩散的影响。其结果显示,区域中心城市人口集聚与扩散主要受城市规模、经济发展及结构调整以及对外交通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摘要:福音村是指基督教传入后在中国乡村地区出现的一种过半村民为基督徒的特殊聚落。深圳的老福音村具有百年基督教会发展史,它们和珠江三角洲其他农村一样,在改革开放后被推进了全球化的浪潮,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生产方式、聚落景观和村民的生活观念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伴随着这些变化,在老福音村中,基督教对本地村民的影响已日渐式微,但在不断进入村内的外来人员中却出现“枯木逢春”的繁荣景象。在本土化与全球化的相互作用中,福音村落发生了诸多变化。研究以深圳市三祝里福音村为个案,通过分析20世纪初以来该村落基督教的动态发展过程,关注全球化在福音村基督教的兴衰浮沉中所扮演的角色,尝试从文化地理学角度剖析全球化背景下福音村如何“老死”,又如何获得“重生”的进程,以寻求本土化与全球化在村落演化中的响应。研究的开展是对国内相对薄弱之宗教地理和乡村地理之研究的有益补充和拓展。同时,也对当前形势下我国乡村生活方式的调适和和谐社会组织形式的构建,以及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居民开展自由、健康的宗教信仰活动产生积极意义。
摘要:跨界旅游区是旅游发展潜力大而管理对象复杂的地理单元,成为旅游地理学区域性研究新焦点。立足于组织际关系(IORs)和社会网络理论方法视角,剖析出跨界旅游区空间合作行为实质为跨界旅游组织之间接触交流的网络构建和重组。在相应的社会网络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基础上,对大别山天堂寨跨界旅游区网络结构和跨界合作进行实证分析,并经核心—边缘模型验证,表明:①从网络密度看,天堂寨整体网络密度较局域网络密度小,呈现出行政区内的强联结和行政区之间的弱联结,网络结构洞特征凸显;低层级行政区之间网络密度大于高层级行政区之间的网络密度;跨界维度越多,网络密度越小,说明跨界旅游活动存在显著的边界效应。②从网络节点中心度看,局域中心度最大,整体中心度次之,边界中心度最小,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旅游行政区经济存在且相当强势。③根据Francisco的组织际合作关系整合模型,发现天堂寨跨界旅游合作处于由弱合作阶段向中合作阶段过渡。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增加各方共识度,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采取组建跨界旅游联盟,进而提高跨界合作强度,是实现天堂寨跨界旅游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摘要:文化是影响旅游者心理和行为的重要因素,旅游动机跨文化研究说明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者有着不同的旅游动机,同一文化背景旅游者在不同的旅游目的地也有着不同的旅游动机。本研究根据国内旅游动机跨文化研究的不足,以桂林、阳朔入境旅游者为例,用多组验证性因子分析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来自五个不同文化群体入境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做跨文化比较研究。研究发现产生于西方背景下的动机量表可以用于中国入境旅游研究;结构无差异被接受,因子无差异检验发现只有两个因子负荷存在显著差异。动机因子均值的跨文化比较说明北欧旅游者在文化、娱乐/梦幻动机和放松动机上的强度均低于盎格鲁和拉丁旅游者,盎格鲁旅游者在这三个动机上的强度均较高,文化动机是这三个群体的主导动机,亚洲旅游者的主导动机是放松。研究证明了中国入境旅游者旅游动机存在文化差异,旅游目的地的管理和营销应根据不同文化群体的不同需求提供满足其需要的旅游产品,采取差异化的营销战略,以形成有吸引力的旅游形象。
摘要:作为控制城市蔓延的重要工具之一,城市增长边界(UGBs)已经在国际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从控制机制来看,由于规划城镇建设用地边界具有控制城市增长的法律地位,与西方国家的UGBs较为相似,因而可以被视为中国特有的一种UGBs。该边界的制定在我国经过了长期的实践,然而以往的方法往往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因此,本文提出一种基于约束性元胞自动机来制定城市增长边界的方法,该方法考虑了城市发展的综合因素,能够较为客观、全面地反映城市增长的时空动态变化过程,并能体现众多城市发展政策的影响效果。利用约束性元胞自动机模型,以北京市域为研究区域,制定了中心城、新城和乡镇三个层次的UGBs。实证分析表明,利用该方法与传统方法所制定的UGBs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在拟定新的UGBs或改进现有的UGBs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这一情况,参考该方法的模拟结果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UGBs。
摘要:尽管GIS在涉及空间信息的许多学科和行业有广泛的应用,但其在对过程进行模拟和优化方面存在严重的功能不足。本文提出地理模拟优化系统GeoSOS的概念与实现方法。进一步建立了GeoSOS1.0的模拟优化平台,作为GIS的重要补充工具。包含了三个重要部分:地理元胞自动机(CA)、多智能体系统(MAS)、生物智能(SI)。其核心内容就是根据微观个体的相互作用,达到模拟和优化的目的。根据Tobler地理学的第一定律,提出了GeoSOS的统一的相互作用规则。GeoSOS具备将模拟和优化耦合起来的功能。将动态模拟模型与空间优化模型耦合起来,使得优化的方案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对比实验结果发现,耦合模型产生的效用值比非耦合模型分别高出4.3%(点状优化)和4.1%(线状优化),表明GeoSOS能够改善优化的结果。
摘要:以2000年以来的《地理学报》中英文版论文为例,分析了中国地理学者的论文写作年龄特征,包括平均写作年龄、论文写作主体年龄段、高峰期年龄等等,并以日本《地理学评论》为参照,分析了体制环境因素对地理学者论文写作年龄和周期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地理学母语论文的写作主体是40岁左右年龄段的学者,而英文论文的写作主体是35岁左右年龄段的学者。中国地理学者的母语平均写作年龄要高于日本,但英文论文作者的平均年龄则低于日本,这种差异反映了中日两国在科研管理制度及理念上的不同。在概括分析了两者差异后提出了对中国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建议。
摘要:历史政区地理研究是中国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大一统王朝,秦代的郡县设置问题一直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难点问题,由于秦祚短促,加之文献记载的阙如、歧异,秦代的郡县设置问题一直未能得到真正解决。后晓荣博士著《秦代政区地理》一书,所针对的正是这一历史地理学界的重大问题。该书作为东方历史学术文库丛书之一,已于2009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书中作者利用新材料和新研究手段重新审视秦代历史地理,特别是秦代政区地理中郡县设置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