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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小说多来自话本。作为讲述底本,话本在叙述程式和叙述视角上具有显著的现场性特点。从话语行为角度看,表现为故事讲述与言者评价交错;就叙述视角而言,表现为情节内人物视角与言者视角交错。这种叙事传统对后代叙事语体篇章的组织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影响主要表现在:(1)叙事语篇中有大量的为构建现场效应所采用的互动性表达。(2)体现叙述视角的语言形式不仅包括人称选择、元话语词汇选择,还包括一些具有人际互动功能的句式。(3)无论是情节的开启和转换,还是话题的建立、延续和转换,以及讲述行为与评价行为的切换等篇章框架标记,都大量来自以无主语形式呈现的小句,如言说动词小句、视觉动词小句和认识义动词小句,这种弱化的小句甚至可以理解为动词本身的虚化。
摘要:2018年11月《汉语言风格文化新视界》《公关语言学》(第五版)、《清心望远--贺黎运汉教授九秩华诞》在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汉语言风格文化新视界》是黎运汉教授的第三部语言风格学专著。该书从文化角度研究汉语风格,阐释风格成因、风格手段、风格类型与民族文化诸要素的关系。《公关语言学》发行量达10多万册。新版对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增写了《公关模糊语言》(黎运汉执笔)、《公关语言网络表达艺术》(孟建安执笔)两章。
摘要:问:沃尔顿教授,您好!在国际论辩研究界,您的大名可谓如雷贯耳。中国有一个成语,叫“著作等身”。就您所取得的学术成果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极为罕见的多产性而言,用这个成语来形容您的研究生涯,大概一点不为过,完全名副其实。所以,第一个问题是,有这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研究成果,您希望给国际论辩研究留下什么样的学术遗产?答:就我个人而言,过多地谈论一个人在其学术研究领域的遗产这个话题,是一个错误。我只不过是在一个时期,致力解决论辩研究领域的一个问题。我的目标是找到有效的办法和工具,寻求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
摘要:问:您好,范·爱默伦教授!第一个问题是,在温莎大学跨学科论辩研究博士点创立演讲中,您提到要把“论辩”重新界定为“交流活动”。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新定义?有什么特殊考虑?答:我不是有意要将“论辩”(argumentation)重新定义为“交流活动”(communicative activity)。实际上,这是我1970年代末从事论辩研究以来所采用的定义。我只是想要强调,正如我一如既往地这么说,论辩绝非只是涉及推理(如一些逻辑学家似乎认为的)那么简单,论辩更多涉及与人的交流和互动。论辩总是致力于说服他人,使人相信一个观点是可以接受的。
摘要:一、与安东尼·布莱尔教授的访谈问:布莱尔教授,您好!今年正值《逻辑的自洽》(Logical Self-Defense,1977)一书①出版40周年,今天有幸参加这个纪念活动。这本书实际上承载了很多的历史意义,后来一系列事情的发端,从北美非形式逻辑运动的兴起到Informal Logic(《非形式逻辑》,A&HCI入选期刊)的创刊,从温莎大学推理、论辩及修辞研究中心的成立,再到温莎大学跨学科论辩研究博士点的设立等,可以说都与此书有关。首先请教一个问题,是否可以说北美非形式逻辑运动发轫于《逻辑的自洽》的出版?
摘要:当今符号学界经常会涉及"回归索绪尔""回归皮尔斯""回归巴特""回归巴赫金"等"回归",说明了符号学思想基础的重要性。重新审视主要国家符号学发展的历程,建立能与传统和时代相适应的符号学思想史已经成为迫切任务。2019年将正式出版的《符号学思想论》一书依照"国家-流派-代表人物"的总体研究思路,采取归纳、描写和对比的方法,对法国、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符号学思想进行分章研究,系统介绍四大符号学王国的符号学渊源、主要思想、流派、代表人物和发展趋势,梳理符号学思想形成的历史脉络,并对中国符号学研究的前景进行展望。综观全书,该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色:(一)注重国别符号学研究;(二)秉持史料性原则;(三)对索/皮模式的继承与创新;(四)探索符号学思想的中国特色。
摘要:符号修辞学,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借用符号表达思想的基本方式。语言是人类使用符号的主要形式,是人类思想的重要载体,但是,语言符号因使用者的民族不同而具有多样性。修辞是人类语言符号组合的方式,负载着特定民族的特定思维方式。如果说语言符号和修辞具有文化性,文化具有民族性,那么自然就可推绎出语言符号和修辞具有民族性。英汉语的文字符号差异和句构修辞差异充分说明语言符号和修辞具有多样性和民族性,而且藏匿于这些差异背后的是英汉民族的时空观异别:以英语为母语的民族偏重于时间性思维,而汉民族则注重于空间性思维。
摘要:考察批评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以及新修辞学关于话语、符号、修辞的认识,分析这些认识发展变化的特征及其在后现代主义语言观上形成的交汇,本文认为这种"交汇"还可以进一步发展,形成跨学科的"融合",并体现一定的学术创新。基于此,本文对知识交汇与融合的问题进行话语层面的思考,认为批评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以及新修辞学形成知识交汇与融合的前提是其对新的社会历史问题主动作出回应,而其实现融合的方式则可以是各自术语、方法和理论的相互"再情景化"。如此这般的思考和分析,可以为不同传统的学术话语的交融提供借鉴,为学术话语实践创新提供参考。
摘要:评价语义框架下的态度系统是在意义范畴化基础上建构的。但是,在态度意义的范畴化过程中,有两个问题亟待解决:一是纵向层面上,态度系统里各范畴之间的分类依据和界限不够明晰;二是横向层面上,特定语境下的态度次级范畴在精密度层级上该如何在整体简洁性与精密度复杂性上保持平衡。本研究从拓扑视角出发,基于意义的不确定性和范畴化的动态性,尝试探讨态度系统的范畴化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其应对策略。研究发现,从范畴的动态演化来看,态度系统中精密度低的范畴作为次生范畴,其范畴化依赖于原生范畴(即认识对象)的范畴化;精密度高的态度范畴,其分类更多地依赖于语境,因此在应用态度系统进行语篇分析时,需要将演绎法和归纳法结合起来。从范畴的动态生成过程来看,态度系统中情感、裁决和鉴赏三个范畴之间的边界模糊性源自于态度范畴拓扑同化和异化动态过程中的临界点,采用双重标注法可以解决这种边界模糊性问题。
摘要:话题标记介词框架"就X来说"与"从X来说"既有差异性也有趋同性,从基于语感的传统分析看"就X来说"强调针对性,"从X来说"强调表达视角。但在现当代汉语中二者有趋同倾向,这有违语言的经济原则。本文拟从大数据入手,用分领域、分搭配对象的频率统计,揭示这两个话题标记之间的差异动因和机制。
摘要:2018年11月10日,由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语言学研究院(筹)、《当代修辞学》编辑部、上海市语文学会主办的“消极修辞的现代认知”学术研讨会暨第九届望道修辞学论坛在复旦大学隆重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南京、南昌、杭州、福州等地的专家、学者、研究生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的主题为“消极修辞的现代认知”,内容涉及“修辞的两大分野与中西方的范畴观”“消极修辞与语言规范”“消极修辞与语篇”“消极修辞与语法”“消极修辞与语体”“消极修辞与法律语言”等前沿论题。
摘要:2018年10月27至28日,中国修辞学会2018年学术年会暨第三届政务新媒体高峰论坛在浙江杭州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修辞学会、浙江省政务新媒体研究院联合主办。中国修辞学会会长陈光磊、执行会长胡范铸、副会长王建华、曾毅平和国家督学姚喜双、北京语言大学原校长崔希亮、浙江科技学院院长叶高翔、浙江省社联党组书记盛世豪、教育部长江学者杨亦鸣、教育部长江学者施旭、浙江大学教授池昌海、曲阜师大外语学院教授鞠玉梅、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院长赵蓉晖、上海大学修辞研究中心主任邓志勇、教育部语用所社会语言学研究室主任郭龙生、浙江工商大学话语研究院院长钱毓芳、江汉大学语言所所长潘世松等百余位学者出席了研讨会。
摘要: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前提是民心相通,民心相通的基础是语言相通,语言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纽带,话语是传播是否有效的核心。2018年10月21日,华东师范大学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当代修辞学》编辑部、《中国修辞》编辑部、《社会科学》杂志社、《社会科学报》、上海市语文学会、中国修辞学会共同举办了第二届“国家话语生态研究”高峰论坛。论坛聚焦“语言传播·国际理解·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深入研讨话语生态与命运共同体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