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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暴露了家庭经济的发展与资本积累之间的矛盾。根据积累理论,通过制度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可以揭示家庭经济恶化与资本积累之间的历史关联。资本积累的良性运转必须以家庭消费支出的不断增长为前提,但是政府却仅为之提供了十分有限的保障,在前所未有的债务负担下,家庭经济恶化就成为不可避免。
摘要: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构建了分工发展的宏大框架,强调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研究分工发展的客观规律,创建了历史视角的分工发展理论。总体来讲,生产力—分工—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了马克思分工发展理论的第一层分析框架;从分工内部来看,社会分工与企业内分工相互促进、相互替代,构成了马克思分工发展理论的第二层分析框架;从资本主义特有的企业内分工来看,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是分工发展的基本推动力,这是马克思分工发展理论的第三层分析框架。分工的当展为马克思主义分工发展理论提供了新鲜材料,可以尝试使用马克思分工发展理论对这些新分工现象进行解读,从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分工发展理论。
摘要: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划分的重要论述的基础上,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划分的问题也作了深入的探讨,总体上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或四个阶段。同时认为,当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呈现出的一系列新特征中,最重要的是全球化的速度和程度大大加快。垄断已经成为高度集中的国际垄断,垄断组织的载体主要是跨国公司;金融寡头和金融垄断资本在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资本输出的速度和范围不断增大。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摘要:超金融化扩展了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维度,使实体经济系统更不稳定,美国历史上出现的多次金融危机都是超金融化的结果。从分形动力学假设视角上看,劳动分配与货币资本分配的关系是非线性的,资本主义经济系统所呈现的短期不规则涨落并非外部随机冲击的结果,而是系统内部的机制所引起的。在开放经济中,美国的金融危机具有国际传染性,受美国持续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影响,中国经济亦处在复杂化的国际经济环境中,这有可能造成中国金融资产过度分配的系统性风险。为保证国内经济稳定,我们必须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摘要:凯恩斯的"动物精神"是预期理论的原初思想。预期成为一种正式理论始于理性预期假说的提出。理性预期要求主体拥有完全理性,并且相互在认识上具有一致性,因此预期是同质的。正在兴起的新预期理论,即异质预期假说认为,经济是一个复杂的适应性体系,它立足于有限理性,在社会不确定性下,信心(动物精神)是经济活动一个独立的决定因素;由于主体在预期形成中的内生学习、动物精神和相互作用等,商业周期是内生的;预期的异质性会导致多重均衡、预期陷阱等经济问题;就货币政策而言,其本质是进行预期管理。
摘要: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分析方法是西方制度经济学研究最基本的两个分析范式,一般来说老制度经济学主要运用整体主义分析,而新制度经济学主要运用个体主义分析。由于制度本身兼具整体性与个体性特征,制度分析无法避免从整体到个体和从个体到整体的过渡,单纯遵循任何一种分析范式,都会出现理论逻辑上的跳跃,这也是目前多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大缺陷。只有在方法论上将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充分融合,才能进一步开辟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广阔前景。
摘要:我国的贫困群体社会救助支出尽管逐年增加,但并没有随受救助人口、通货膨胀水平、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医疗支出水平以及国家财政收入的变化而发生显著变化。在对贫困群体救助水平设定方面,政策制定者还有待于进一步将经济发展水平、贫困群体实际日常基本开支需要和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考虑进去,并使我国的贫困群体社会救助支出随以上因素的变化而相应变化,以保证国家用于社会救助的支出能基本满足贫困者的实际开支需要,进而真正达到救助目的。
摘要:在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初期,一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具有普遍性。我国城市化进程有效转移了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城市对农产品的需求,进一步发挥了城市的辐射作用,从劳动力流动、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等多个方面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市偏向政策、既不合规也不合理的农地征用政策等明显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我国应从城市化进程中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入手,充分发挥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着力消除或减少其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消极作用,使我国在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努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摘要:我国私营企业主收入同普通劳动者收入之间的差距远远大于行业间劳动者的工资差别,是当前分配不公的主要表现和主要矛盾。其根源在于鼓励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同时,对其引导和监管不力,造成资本过度剥削,资本积累过快而劳动大众相对贫困。有人以"私营企业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去抹煞不同阶级、阶层在生产资料占有以及在生产、分配中地位的重大差别,是经济学理论分析的缺失。应根据形势的发展重新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表现形式和作用范围。允许企业和行业间的劳动报酬保持一定差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改革分配制度、消除"平均主义"的积极成果,应该支持、维护而不能一概加以反对。
摘要:马尔萨斯时代以后,农业产出大幅度增长主要是以牺牲农产品质量和破坏环境为代价而获得的,与马尔萨斯时代所呈现的农业状况不相符。单纯以生活资料数量高速增长来批判马尔萨斯关于生活资料增速较慢的判断是不科学的。现阶段,仅仅依靠农业技术改进来实现农业产出增长的幅度是有限的。目前我国家庭自觉节制生育的动机并不明显,因此在一定时期内不宜放松人口政策。无论在法律层面上还是实施过程中,都应继续严格落实计划生育政策,以实现人口与优质生活资料的均衡增长。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金融化模式阶段。金融化模式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仅没有缓和,反而进一步加深并有了新的发展。经济危机越来越频繁地以金融危机形式爆发,充分暴露了金融化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危机后,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进行了一系列调整,金融化模式下经济金融化、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进程已近终结,从而宣告资本主义金融化模式趋向结束。
摘要: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重要动力机制。"十二五"期间,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而作为金融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信贷体系,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演进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支持作用。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演进过程,分析构建信贷体系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演进的机理,为我国制定科学高效的国家产业发展政策与金融财政政策提供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摘要:财政分权是促使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有效制度安排,实证发现,不论从时间上还是从区域上,我国财政保障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的能力得到了增强,但无法判定这种能力的增强是来源于内在机制还是外在压力。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行政管理体制也直接影响了社会性公共服务的供给。我们应降低财政分权度、建立一套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机制,通过提高人口密度来提升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改善其供给质量。
摘要:金融业发展史上的任何一次危机,都会引发人们对金融业经营模式及相关法律规制的探讨和争论。金融业分业与混业两种典型经营模式各有其风险和优势,不能脱离特定时空场景来探讨。在规制我国分业大格局下混业实践涌现的情形时,相关立法和政策制定不能机械地理解分业、混业实践,需要尽可能地缩小立法和政策初衷与其客观效果之间的差距。要通过立法和政策强化金融监管,尤其要协调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三足鼎立"格局中各监管部门的实践活动。
摘要:吴宣恭,1930年生,福建晋江人,1951年厦门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班毕业,1985年任教授。历任厦门大学经济系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厦门大学副校长、校党委书记。现为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