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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经济管理 2016年第06期杂志 文档列表

去产能过剩背景下中国不再需要投资吗？1-7

摘要：调整产业结构以及对产能过剩的产业减产限产虽然有助于化解产能过剩,但是调整产业结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 而过度地减产限产又会降低经济增长率, 导致失业率上升等诸多负面影响.当前我国既要去产能过剩, 又要稳增长调结构,稳增长是前提,调结构是目的.目前我国人均投资规模较低, 仍然存在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潜力.当前可以挖掘既能去产能过剩, 又能稳增长的投资新思路.公共消费性基础建设投资、节能环保投资、“一带一路” 投资、城镇化建设投资等契合这一新思路.为使这一新思路充分发挥效果,还需要克服一些制约因素, 譬如需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健全政府官员的选拔考核和监督机制、消除所有制歧视等.

生态经济视域下的政府生态化转型8-13

摘要：发展生态经济是缓解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约束矛盾的主要手段,是根治生态危机的“ 良方” , 也是落实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工程的重要途径.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发展模式, 生态经济的发展必然呼嗔政府的生态化转型, 即从传统的经济增长型政府转向生态型政府.建立和完善生态制度是发展生态经济、实现政府生态化转型的关键步骤, 目前迫切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力解决树立生态优先的理念;制定和完善生态化制度; 强化生态管理的动态组织建设; 充分运用制度的激励和制约机制;积极培育生态市场;建立道德驱动的自律机制.

多元化战略类型、R＆D投资与企业绩效14-22

摘要：基于战略环境变化视角, 以R＆ D 为切入点,研究专业化、相关多元化和非相关多元化等三种战略类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实证结果发现 专业化、相关多元化和非相关多元化三种战略中, 非相关多元化战略的企业绩效最低; 多元化扩张（多元化水平增加） 后, 非相关多元化战略的企业绩效依然最低.三种战略与R＆ D 投资均存在匹配效应,但非相关多元化战略与R＆ D 投资的匹配效应最低, 多元化扩张（多元化水平增加）后, 未发现多元化战略与R＆ D 投资匹配效应增加的经验证据.这可为企业在结构调整中选择具体的多元化战略类型提供新思路.

科技创新中的地方政府与科研机构-美国亚利桑那州科技创新策略分析23-28

摘要：科技创新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驱动力.文章以美国亚利桑那州科技创新策略为例,展示了地方政府和科研机构在促进科技创新方面的积极行动和显著效果.分析表明,在科技创新政策的制定和管理方面, 亚利桑那州十分重视非政府机构和社会精英的参与和作用;在科技创新的激励方式和手段方面, 重视通过构建低成本的投资营商环境和实施目标明确、针对性强的扶持项目; 而科研机构在促进创新和成果孵化时, 则十分重视构建有效的、嚢括了教研机构、行政机构、教研人员、学生以及校友的多方合作平台和孵化平台.最后,提出了对我国促进科技创新的借鉴意义.

基于传统模式的城市配送新思维29-34

摘要：为缓解日益严峻的城市交通压力,客运发展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货运实施共同配送已成大城市的共识.客运与货运之间虽有本质的区别,但也存在天然的联系,从车辆选择,到节点设置、线路优化,再到运营模式,城市配送完全可以借鉴城市客运的“公交＋ 慢行”发展之路.考虑到货物不能像行人一样独立中转换乘和步行进入家门,可采用干线运输的甩挂、邮政的信报投递等方式,来完成城市共同配送中的接力配送和末端配送.

家庭农场经营规模影响因素分析-以美、加等7国历史数据为例35-40

摘要：以美国、加拿大等7 个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 结合1930-2010 年历史数据, 以人均GDP、制造业工资与农业工资之比以及户均机械数量为解释变量, 以家庭农场经营规模为被解释变量, 构建面板数据计量模型.计量结果显示3 个解释变量均表现出相应显著性水平的解释力, 其中,人均GDP和户均机械数量均对家庭农场经营规模变化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制造业工资与农业工资之比与家庭经营规模却呈现出-定的负相关关系.这-结论对于我国家庭农场未来经营规模可能的演变具有-定的启示意义.

连片特困地区金融发展对农户增收的效应分析-基于武陵山民族特困地区71个县的实证检验41-48

摘要：基于2000-2012 年武陵山民族特困地区71 县的数据,分别采用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 实证考察了武陵山区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的效应.结果表明金融规模扩大对农民增收具有正向效应, 而金融效率提升对农民增收具有负向影响,金融效率改善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有助于农民增收, 且并不存在“门槛效应”.城镇化与金融规模扩大的交互作用对农民增收具有正向效应, 而金融效率提升与城镇化的交互作用对农民增收具有负效应.此外, 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具有负向作用, 而公共财政收支增加、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农业现代化建设等因素对农民增收具有正向效应.为有效解决贫困地区及农民的金融抑制问题, 必须大力提升金融发展水平, 增强金融精准扶贫力度,提高各类扶贫资金和政策性担保资源的整体配置效率.

新常态下西部地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挑战与应对策略49-55

摘要：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深度调整期,国际竞争更趋激烈.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向着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面对国际国内发展环境的新变化,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应如何抓住机遇、化解挑战？文章在对西部地区新常态下对外开放的新特征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梳理当前西部地区面临的新挑战,对未来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新方向、新路径提出了建议和展望.

京津冀一体化中的市场失灵与去功能化-对成熟城市群发展经验的借鉴56-62

摘要：借鉴世界成熟城市群的发展经验, 对京津冀一体化的现状进行分析, 可以发现, 当前京津冀处于城市群的初级阶段, 市场机制使核心城市以个体最优为重主导区域发展, 城市间竞争大于合作, 导致资源内部损耗, 出现偏离区域整体最优的市场失灵.此时, 亟须政府通过顶层设计打破三地各自为政的博弈困局, 对核心城市去功能化, 引导各城市专注于单一功能, 集中资源发展差异化的主导产业, 形成绝对优势.同时, 降低公共服务差异, 构建区域交通、通讯网络, 扩展市场面临的政府行为疆界,促使京津冀向功能分散的成熟城市群过渡.

市场化进程推动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吗？-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63-68

摘要：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在考虑了地区开放度、地区创新能力等因素后, 实证考察了中国市场化进程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地区特征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在总体样本层面上,我国市场化进程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 更进一步地,各市场化分项进程的作用具有差异性,按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经济、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要素市场发育依次减弱, 而产品市场发育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不明显;在分地区层面上, 地区市场化总进程整体上有助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其中, 沿海比内陆地区的驱动力更强, 东部比中、西、东北部地区的作用更为明显.上述结论对新一轮改革中进一步推进我国市场化改革,释放制度红利,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及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具有启示意义.

共享经济带来的变革与产业影响研究69-74

摘要：目前,以“使用权” 为核心的共享经济呈现出快速扩张态势.共享经济正掀起-轮广泛变革,从消费理念、消费模式、消费范围、收入分配结构到整个社会关系都将随之发生演变.随着共享模式在生产领域的逐渐拓展,短期内会冲击传统产业的市场需求和既有的行业管理体制,但长期内却是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促进并引导共享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需要积极推进行业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创新创业以创新增量效应弥补替代效应, 并积极引导生产领域共享模式发展.

经济转型背景下我国绿色债券发展的现状与展望75-79

摘要：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实施绿色发展战略,推行绿色金融.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产业面临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的新要求,中央在国家战略高度进一步明确了 “绿色发展”的理念和目标.全球绿色债券的快速发展给我国推进绿色金融提供了很好的经验,2 0 1 5 年1 2 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在银行间市场推出绿色金融债券,标志着我国绿色债券市场正式启动.2 0 1 6 年1 月浦发银行成功发行境内首单绿色金融债券,实现了制度框架到产品发行的正式落地.国内绿色债券刚刚起步,发展潜力巨大,有序健康的发展还需要政府及各监管机构的配套政策支持,确保建立有效的激励及约束机制,规范项目实施及第三方认证机构标准,同国际化标准接轨,推进绿色债券的发行创新,积极培育绿色责任投资人,扩发绿色债券的发行人和投资人范围,开发绿色债券指数,推动绿色投融资的良性互动.

防范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制度思考-基于“权、责、利”关系的分析80-86

摘要：从变化趋势来看,如果不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进行有效控制,债务风险将危在旦夕;从区域分布来看,除北京、上海、天津和海南外,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进一步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表现为“ 权、责、利” 关系失衡,包括债务权力缺失、债务责任不清和债务利益扭曲.纠正这种失衡的核心是防止地方政府债务私人利益侵蚀,实现地方政府债务行为“ 忠诚” 地为公共利益服务.为此,抓住债务“ 权、责、利” 关系是构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治体系的关键,具体包括一是确定赋予地方政府债务权力的时机;二是基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设计地方政府债务责任约束体系,解决新增债务、无效债务和逾期债务膨胀问题;三是提出实现地方政府个人利益向社会利益收敛的引导机制.

互联网金融乱象下的监管思考：笪潘錫泉激励还是整治？87-91

摘要：经济下行和实体经济衰退趋势难以逆转的现实赋予了互联网金融历史性“接盘侠” 的角色, 而主观的政府激励行为与客观的宏观环境相互交叉更加助力了互联网金融的野蛮生长与乱象众生, 致使政府激励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初衷与实践相背离,激发我们对当前互联网金融乱象的反思并提出相应的监管思考.文章认为, 互联网金融的整治已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 可以通过着力推进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的“自上而下” 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 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监管思路,让互联网金融回归金融的本源,真正成为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德国哈茨改革对缓解我国结构性失业的启示92-97

摘要：“就业难”一直是困扰我国的老大难问题,近几年,随着企业转型升级速度的加快, “用工荒”的问题也在一些企业开始凸显.“就业难”和“用工荒”所形成的人力资源结构性矛盾成为我国急需解决的问题.德国从统1 后的2 0 世纪9 0 年代开始也出现了结构性失业的问题,经过2 1 世纪初的针对劳动市场的重大改革,德国的失业人口在金融危机中屡创新低.德国的哈茨改革为我国刺激就业、提高劳动力素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经验进一步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民间职业介绍机构,实现公共服务的市场化配置.同时,加大力度改善优化就业创业环境,既要保障低收入工作者、高龄工作者以及失业再就业人群的根本利益,也应重视劳动市场的公平性和财政投入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