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吉图先导区：探索沿边地区开发开放的新模式
摘要：国务院批准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既是我国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和进一步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新举措，同时也是我国创新沿边地区开发开放模式的新探索。从开发模式方面看，此举是将以往以边境城市为核心的据点式开发转变为沿边地区与内陆腹地的联动式开发的新探索；从开发内容方面看，此举是将以往以发展口岸经济为主转变为以产业综合开发和优化空间布局为主的新探索；从区域合作方面看，此举是将以往重点参与和推动国际合作转变为统筹国内与国际合作的新探索；从国际协调机制方面看，此举是将以往以地方合作为主转变为构建多层次合作平台的新探索。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与国际大通道建设研究
摘要：图们江国际大通道建设对于长吉图先导区的发展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图们江国际大通道不仅贯穿长吉图先导区，将东北亚地区6国联系在一起，也是长吉图先导区向东连接日、韩、朝，向西连接俄蒙，并延伸至欧洲和北美的重要通道。因此，建设长吉图先导区的首先任务是加快建立图们江国际大通道，为先导区探索沿边地区对外开放新模式提供有力支撑。东北第二条亚欧大陆桥的开发潜力及推动对策研究
摘要：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风云变幻，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不断发展及图们江地区国际合作开发的不断向前推进，打通与建设我国东北第二条亚欧大陆桥的问题又提到了重要日程。为此，针对目前工作现状、新时期东北亚次区域合作的特点以及东北振兴与区域一体化的建设要求，东北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开发的潜力及建设，首先要有强有力的领导体系；其次要处理好国内外的合作关系，促进图们江港口发展自由贸易，进而推进珲春作为东北第二条亚欧大陆桥的重要枢纽地位。回顾创新历程 再铸辉煌硕果——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参与图们江区域开发开放学术研究创新纪要
摘要：国务院批准了《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作为我国推动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的重要载体，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全程参与了该项目的研究和设计，在吉林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为《规划纲要》的获批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吉林大学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提供了一个典型范例。今后，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将继续组织一批跨学科的专家研究长吉图发展战略、东北地区发展战略、东北亚经济区发展战略，以支持长吉图的建设发展，助推吉林振兴和东北振兴。试论台海局势缓和对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影响
摘要：中国政府的积极努力，马英九政府对海峡两岸政策的调整，促成了台海局势由紧张对峙到逐步缓和。台海局势缓和不仅缓解了台湾岛内及国际反华分裂势力蓄意利用“台湾牌”造成的东北亚地区紧张形势；而且为海峡两岸与东北亚地区的进一步合作提供了极好的发展契机。实践证明：由于台湾地缘具有的重要性，台海局势缓和是直接关系到海峡两岸和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的重要因素。在平等对待他者中构筑东亚共同体的认同基础
摘要：建构东亚共同体遭遇意识形态的阻碍，其中一个深层命题是如何在认识和对待他者中寻找自我认同的基础。从历史文化的语境分析，东亚传统的“天下秩序”以及“汉字文化圈”提供了建构自我与他者的基本范式，它们基于“主奴观念”之上，维系了东亚区域的利益和权力结构。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国家意识与民族主义的兴起在推动东亚崛起的同时也带来文化认同的危机，表现之一是自我建构中的摇摆不定。同时，文化深处的“主奴观念”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结构依然根深蒂固，导致东亚难以形成较大的认同交集，这是建构东亚共同体的深层障碍。在平等对待他者中重构自我，在“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理念下扩大文化认同的交集，既是东亚各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内在需求，也是建构“东亚共同体”理想模式的外在条件。东北亚非传统安全：问题领域及合作模式
摘要：冷战结束后，传统安全在国际关系中的极度优先地位相对下降，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际社会带来的影响日益凸显。由于非传统安全拥有行为主体多样化、价值主体多层次、跨国性和嬗变性以及强调安全的合作性等特点，国家在该领域更易于达成合作。具体到东北亚地区，所涉及的问题领域包括金融危机、能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非法移民、流行疾病等。尽管目前该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制度化程度还不高，但由于各国在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等方面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东北亚国家必将通过现实可行的制度设计来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紧密合作。奥巴马政府东亚政策的调整及中国的应对
摘要：对东亚政策的调整是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调整的主要方面。调整的内容包括，巩固与东亚盟国的关系，重视发展与东盟及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而调整与中国政策的关系，无疑是美国东亚政策的核心。奥巴马政府对东亚政策的调整给中国外交政策带来了挑战，但如果处理得当，机遇明显大于挑战：美国东亚政策的调整可以促进中国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实践和规则的制定；为中美合作创造拓展更多的领域、提供更多的机会，特别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也有利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协调发展。东北亚国家安全体系：从双边困境到多边合作的安全路径分析
摘要：作为经典国际安全理论的安全困境理论无法充分说明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区域国家安全状态。无论从体系引导型安全困境亦或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都难以找到东北亚各国安全战略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东北亚各国间的安全互动已经形成了一个超越安全困境并以美国为核心的地区国家安全体系。通过对东北亚国家安全体系结构和流动性安全要素的考察可以发现，各国安全战略的不同与其在国家安全体系结构中的位置和对流动性安全要素的控制能力密切相关。这有助于进一步探寻东北亚国家间安全关系从双边困境到多边合作的路径。中日合作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
摘要：东亚共同体是东亚合作的必然趋势，是东亚各国的长期目标。然而，在小泉政府期间，因日本不与中国讨论东亚共同体，在双边自由贸易方面孤立中国，中日关系冷淡，中日两国一直未能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日本实现政权轮替后，表示了与中国合作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的新姿态，受到了中国的欢迎，出现了中日合作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的新局面。以此为契机，中日两国应该根据推进东亚共同体的前提、原则与途径，加强合作，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东盟的经济安全观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迁，经济安全从原来的低级政治转变为高级政治。东盟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强调综合安全，尤其将军事和政治安全置于最重要地位，随着地区传统安全威胁的消除，东盟国家将经济安全视为新时期的焦点。经济发展是东盟一些威权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因此经济安全是维护其政治安全的重要手段。为维护各国经济安全，东盟国家一方面采取经济自由化改革参与全球化进程以便提高自身经济竞争力，另一方面实行开放地区主义策略，既依靠本地区的集体力量增强经济实力，又充分利用地区外的市场和资源。东北亚经济一体化与区域政策性银行的作用
摘要：在东北亚建立区域政策性银行正在从构想变为现实。随着东北亚经济论坛第十七届年会在天津滨海新区闭幕，大会发表了《天津滨海宣言》，尽快组建东北亚银行成为与会各国代表的共识。东北亚区域国家经济上虽具有互补性，但由于面临利益均衡和制度层面的问题，短期内建立机制性的经济一体化组织难度较大，而东北亚区域政策性银行则对推动机制性经贸合作安排形成和化解区域金融危机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韩国的东盟战略——以其“新亚洲构想”为视角
摘要：2009年初，韩国李明博总统在印尼召开的韩国驻外使节会议上提出“新亚洲构想”，作为指导韩国外交的新原则。从该构想发表的地点选择上看，该构想的重心应在东南亚。通过考察韩国对东盟的战略，尤其是2009年韩国为推动与东盟关系的各种举措，可以发现在“新亚洲构想”的实践中，韩国高度重视东盟。韩国“新亚洲构想”的主要着眼点就是东盟，通过发展与东盟更紧密关系的新举措，最终推动韩国的发展。俄罗斯外贸政策和措施的分析与评价
摘要：俄罗斯是中国最为重要的邻国之一，也是中国前十位贸易伙伴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俄罗斯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加入世贸组织等多重因素推动下，国内市场开放度已经大体相当于中国目前的开放程度。但俄罗斯经贸政策变动频繁，且可操作性较弱，实施中具有很多不确定性，而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灰色清关”为主的海关程序是目前中俄贸易的主要障碍。日本执政与美日同盟变化
摘要：日本政权更迭是亚洲格局发生重大变革的一个最新迹象。在竞选中获胜表明了寻求“更加平等”的日美关系获得了国内民众的认可，这是制定对美政策的国内背景。在国际层面，中国的实力地位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日美关系上必然要有所反映，执政则在客观上为日美同盟变化提供了可能。追求自主性的基本方式是构建东亚共同体和更多地参与联合国事务，这预示着：与自民党相比，将更多地以亚洲身份和在多边框架下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而非对美国的一味盲从。对“自主性”的追求并不意味着同盟弱化，相反，在解决朝鲜核问题、防核扩散、能源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日美有可能继续加强协调以维持对两国都必不可少的同盟关系。日本政府对华出口管制政策评析
摘要：在中日经贸关系的交往过程中，作为“巴统”、“瓦森纳协定”的成员国，日本政府多年来一直对我国实施了出口管制政策。这一政策既阻碍了中国从日本进口相关产品尤其是新技术产品和设备的进口，也严重影响寺与中国进行贸易交往的日本企业的积极性。在中日两国有关日方出口管制政策的交涉中，中方的交涉一直都很难取得成效。可以说，日本政府的出口管制政策至今仍然是中日经贸合作中的重要障碍。吉林省农村金融发展问题探析
摘要：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体系。吉林省作为东北地区的农业大省，其农村金融体系变革的滞后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吉林省农村金融的发展，首先要增强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其次商业性金融要在商业化运作的基础上服务“三农”；第三要保证农村合作性金融的可持续发展；第四要规范发展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第五要积极引导和规范农村非正式金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