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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财经研究》创刊于1956年9月,是上海财经大学主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经济类理论刊物。《财经研究》是国内三大核心期刊检索'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入选期刊。
摘要:在我国继续稳步推进对外开放的现实背景下,理清汇率市场化与资本账户开放之间的顺序不仅是一个理论上需要廓清的争议问题,而且也是现实中需要明确和考量的问题。以往研究在探讨两者之间的顺序时,大多以经济增长或金融危机发生概率作为参照系。在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战略背景下,文章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参照系,分别构建了汇率制度和资本账户开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方程,采用非线性建模技术-PSTR模型深入研究了两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推进策略。研究表明:(1)汇率制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非线性特征,随着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加深,该系数由负转正。这表明资本账户开放能够减弱汇率波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2)资本账户开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且随着汇率制度的变迁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在汇率弹性足够高时,该负向影响显著下降。这表明增加汇率弹性能够显著降低资本账户开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冲击。(3)资本账户开放能够减弱汇率制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同时更加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也能够显著降低资本账户开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冲击。因此,汇率市场化与资本账户开放互为前提,两者应该协同推进,从而在保证更高层次对外开放的同时,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摘要:与大多数研究集聚外部性影响企业创新的静态视角不同,文章基于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营商环境的调查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考察了产业集聚环境对企业创新偏好的分层影响以及企业进入动态的叠加影响。研究发现,专业化集聚环境显著增强了企业的低端创新偏好,而相关多样化集聚环境则显著增强了企业的高端创新偏好。不仅如此,产业集聚环境对企业创新偏好的分层影响会因企业进入动态的存在而显著增强。这一过程中,不同类型的产业集聚环境沿'升级'或'降级'方向的演化,在现实经济中不仅可以为'政策租'淡化后的开发区转型问题提供分析思路,而且还从产业集聚环境升级受阻和功能锁定的角度对企业的'创新惰性'提供了新的解释。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产品市场管制能够减弱专业化对企业低端创新偏好的正向影响,而诸如金融服务和法律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功能供给则能够增强相关多样化对企业高端创新偏好的正向影响。因此,在以创新为目的的企业进入环节,应根据集聚类型增强差异化的制度供给。
摘要:现有文献虽然肯定了制造业服务化对价值链攀升的重要意义,但主要停留在理论推演层面,且缺乏有说服力的直接经验证据;更没有针对不同的服务投入来源结构对价值链攀升造成的影响进行差异性分析。基于此,文章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特定视角出发,先从理论上分析了不同服务投入来源实现的制造业服务化对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可能产生的迥异影响,并据此形成了待检验的命题假说。文章进一步采用WIOD提供的基础数据,在有效区分服务投入的国内外来源差异基础上,定量分析了依托不同来源而实现的制造业服务化对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发现:如果不区分服务投入的国内外来源结构,而只考虑整体层面的制造业服务化,那么其对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没有显著影响;如果区分服务投入的国内外来源结构,那么基于国内服务投入增加而实现的制造业服务化程度提升对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基于国外服务投入增加而实现的制造业服务化程度提升则会产生显著的负向作用。由此可见,凭借制造业服务化实现制造业的价值链攀升,不能只看'服务化'提升的整体结果,而要对服务投入的国内外来源差异加以区分。因此,推动制造业服务化程度的提升,必须更加注重本国服务业尤其是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从而夯实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国内产业基础和可靠的产业支撑。
摘要:近年来,我国企业的债务水平迅速上升。这种上升表现出怎样的结构性特征?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文章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01-2016年年报数据,发现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杠杆率差异从2008年开始明显上升且由负转正,两者的杠杆率剪刀差发生逆转。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控制了企业杠杆率的常见影响因素之后,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杠杆率差异从2008年开始与企业所在地的GDP增速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私营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在2008年前后则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这说明国企与私企杠杆率剪刀差的逆转主要来源于稳增长压力上升所引致的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融资决策的干预。文章的发现为2008年以来我国国企杠杆率的相对上升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解释,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和深入地认识我国企业债务结构性问题的成因,也为国有企业结构性去杠杆的政策选择提供了参考。
摘要:户籍制度的深化改革,将使更多的农村移民实现户籍身份的转换,成为城市里的永久性居民。农村移民在城市能否实现主观福利的融合,事关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质量。文章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年的数据,实证考察了户籍身份的农转非是如何影响农村移民的主观福利的。实现了户籍身份转换的农村移民的幸福感高于未实现户籍身份转换的农民工,逐步回归和OB分解的结果均表明,劳动力市场状况、社会保障状况和社会资本状况的改善,可能是户籍身份转换提高农村移民主观福利的主要因素。相比较而言,收入和人口学特征这些传统因素无法解释农转非对农村移民主观福利的影响。对农转非农村移民和城镇原住民的主观福利状况的考察表明,两者之间不存在幸福感的显著差异,即农转非农村移民实现了主观福利上的城市融合。
摘要: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时间储蓄式'互助养老模式已经开始在一些社区小范围试点。文章基于萨缪尔森-戴蒙德的两期世代交叠模型分别设计和构建了以金钱货币为媒介的养老服务储蓄模型和引入社区货币为媒介的互助养老时间储蓄模型,从理论上分析论证了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引入有政府担保的社区货币对人们一生效用最大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⑴以金钱货币作为储蓄媒介,抑制了人们的养老服务储蓄意愿。⑵引入社区货币作为互助养老时间储蓄媒介,促进了闲暇时间的有效利用和合理配置,增强了人们进行养老服务储蓄的动力,这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金融创新。⑶与传统的金钱货币相比,社区货币更适合于充当互助养老时间储蓄的媒介。由此文章认为:作为老龄化社会的金融创新,引入有国家信用担保的社区货币可以克服现行时间储蓄模式的局限性,实现超越家庭在全社会范围内优化配置闲置的养老资源,进而实现家庭养老逐渐向社会养老转化,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文章研究将为政府发行有国家信用担保的社区货币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
摘要:文章利用2004—2014年中国直辖市和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倍差法实证分析了高铁开通对TFP增长率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看,高铁促进了开通地区的TFP增长率,但是对不同层级的城市存在差异:高铁开通提高了区域中心城市地区和非中心城市地区的TFP增长率,但抑制了全国性中心城市地区的TFP增长率;从区域范畴看,高铁对不同开通地区的TFP增长率也存在差异:高铁开通促进了东部地区的TFP增长率,但是对中部和西部开通地区的TFP增长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另外,高铁对开通地区的TFP增长率存在动态效应和滞后效应的异质性影响;同时,高铁开通对不同层级城市、不同地区技术效率的改进、技术进步率和规模效率的变化都具有异质性影响,而且对规模效率变化的影响最大。
摘要:文章引入国企市场份额变动作为外生冲击,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分析和检验了市场规模变动对均衡条件下民营企业组内生产率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1)国企市场份额上升会提高民企生产率分布的离散程度,降低民企组内的资源配置效率;(2)国企市场份额上升提升了存活民企的利润率水平,使得低效率民企不被竞争所淘汰。理论分析和进一步的检验发现造成上述结果的机制在于:市场规模缩小,减少了均衡时企业数目,降低了企业固定成本,进而提升了利润率水平。文章的研究为异质性企业模型一般均衡理论提供了实证检验,为理解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也为提升行业生产率提供了有益参考。
摘要:在中国,'文人下海'并不罕见,但较少有研究关注'文人下海'的经济后果。文章利用2008-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高管学术经历能促进企业创新。具体而言,高管学术经历能直接促进企业创新,并且良好的创新氛围、较低的国有股权会强化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创新的正向作用。当有学术经历的高管担任关键职位时,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同时,高管学术经历的信息效应也会间接促进企业创新。具体而言,高管学术经历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吸引了更多的分析师跟踪,进而促进了企业创新。文章拓展了高阶理论的内涵,也为政府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微观经验支持。根据研究结果,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文章提出了可适度放开'高校科研人员挂职企业'的范围,以充分发挥学术经历人才的创新活力的建议。
摘要:方言壁垒从成本和偏好这两个方面加剧了国内市场的地方分割,从而限制了中国企业的本地市场效应与规模经济效应的发挥,削弱了中国出口的竞争力,这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尤其需要引起重视。文章利用中国方言数据测算了不同县级层面的共同方言市场规模,并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本地市场效应的角度,就中国企业国内市场规模扩张的方言壁垒及其出口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基于分组回归与双重差分法的研究发现:(1)共同方言市场规模的扩大对于更具规模经济的行业出口在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上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这有助于更具规模经济行业中的企业发挥本地市场规模的优势。(2)方言是造成中国地区市场分割的重要因素,方言形成的壁垒限制了中国企业的本地市场效应的发挥,进而抑制了中国规模报酬递增部门的出口与发展。因此,突破不同地区在文化与语言上的无形壁垒是进一步推进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重点,而全面形成国内统一的大市场格局是中国企业发挥本地市场与规模经济优势的关键。
摘要:多产品企业出口在我国对外出口中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随着中间品贸易在全球贸易中重要性的逐步提高,在当前逆全球化态势愈演愈烈的情况下,研究多产品企业在面对贸易自由化冲击时,如何通过调整其不同产品的成本加成,优化企业内资源配置并提高企业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基于修改后的De Loecker等(2016)方法,估计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在产品层面的成本加成,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研究了我国多产品企业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条件下,对其内部不同类型产品成本加成的调整差异。研究表明,进口中间产品关税下降会促使多产品出口企业提高其出口产品的成本加成,且对非核心产品成本加成的调整幅度更大;随着产品排序的增大,企业对其成本加成的调整幅度也增大。也就是说,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有助于缩小企业内部核心与非核心产品间成本加成的差异,进而优化企业内资源配置。影响机制分析与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支持了文章的研究结论。文章的研究对于进一步提高当前贸易摩擦频发环境下我国出口企业的抗压能力和整体竞争力,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贸易新格局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