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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财经研究》创刊于1956年9月,是上海财经大学主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经济类理论刊物。《财经研究》是国内三大核心期刊检索'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入选期刊。
摘要:地区市场分割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不容忽视。文章通过分析企业集团的跨地区经营行为,研究了我国地区市场分割形成的管制租值及其耗散过程。管制下的地区市场分割固然增加了企业的交易成本,但如果企业能通过设立异地子公司突破这种管制,就可以在商品市场竞争中获得超额收益。实证结果表明,通过在市场分割程度高的地区设立异地子公司,企业集团能够扩大销售规模、提升毛利率,但需要承担额外的非生产性支出和税负,总体上能够改善经营业绩。进一步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集团克服市场分割更能提升经营业绩;在竞争程度高的行业中,企业集团克服市场分割更能提升经营业绩。因此,企业的竞争性寻租行为是地区市场分割造成经济效率损失的一条重要路径,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有助于促进企业和经济的良性发展。
摘要:探索中国结构性杠杆问题的具体成因,对当前有效'去杠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作为集团公司重要的融资方式之一,集中负债有效刻画了母子公司间的杠杆分布特征。文章从融资便利性出发,考察了产业政策如何影响集团上市公司的集中负债决策及其经济后果,这对于揭示母子公司间的债务分布规律及其成因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支持的集团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采取集中负债的模式,这种现象在非国有集团公司中更加明显,而在子公司相对盈利能力强的集团公司中,这种倾向则有所减弱。进一步检验显示,采取集中负债的集团公司扩大了产业政策带来的融资便利性,显著降低了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和非效率投资,特别是缓解了公司的投资不足。文章的研究支持了产业政策支持下集团公司集中负债的'融资扩大效应'和'贷款节息效应'。文章从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政策视角出发,揭示了集团上市公司集中负债的动机和效果,丰富了公司债务融资治理效应的相关研究,也拓展了宏观产业政策的微观经济效应传导机制的研究框架。
摘要:文章研究了获得上市资格对地方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获得上市资格存在溢出效应,当地某一行业新增上市公司可以显著提升同行业其他公司的经济产出效率。获得上市资格的示范效应、横向联系和垂直联系可能是产生溢出效应的主要机制。当新增上市公司业绩更高或者来自相对落后地区时,这一溢出效应更强,而企业产权性质则对溢出效应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上市资格管制中的具体倾向可能有合理之处,也有无效率之处。文章的研究有助于解释地方政府对上市资格的关切,加深对内源性资本要素重要作用的理解,而且对于上市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摘要:近年来,随着中国高学历女性占比的不断增加,其婚姻状况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以往的研究只是将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而忽视了高学历女性这一群体的异质性特征。鉴于此,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数据,实证检验了高学历女性的婚姻状况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学历女性群体的单身状态能够显著提升其主观幸福感。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高学历女性主要是通过更加自主独立的婚姻态度、更高的人力资本价值和减弱的社会压力等途径来实现主观幸福感提升的。上述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现阶段高学历女性婚恋与幸福状态之间的关系,更引发我们去思考个体'单身幸福'和社会整体'生育危机'之间的矛盾。
摘要:近些年来,有关男女平等的话题讨论反映了女性在我国教育领域的优势。已有研究多从女性的教育投入回报较高来解释这一现象,忽视了住房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在我国,房价的大幅上涨与女性在高校在校生中的比例上涨在时间上保持了惊人的一致。因此,从家庭住房资产的角度来分析女性教育优势,对于理解家庭教育投资决策和行为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两期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第一,对于只有女孩的家庭,住房价格的上涨会通过'财富效应'促进对子代的教育支出的增加;第二,'遗赠动机'的存在使得生育男孩抑制了住房对子代教育支出的'财富效应',导致家庭住房的升值无法显著地增加子代教育支出,使得女性子代获得了更多的教育支出,进而形成了女性在教育领域的优势。
摘要:中国房价总体快速上涨的同时,不同城市间的分化趋势日益明显。探究各地房价的涨幅差异,对深入理解中国房价上涨现象及提出针对性调控政策至关重要。文章试图基于土地供给的视角对中国房价分化提供解释,从地方政府土地供给策略入手,分析地区禀赋对供地策略的影响,进而检验供地策略对房价分化的作用。研究发现:(1)财政压力使得政府更多采用招标和拍卖的方式供地,同时减少供地数量且供应较分散;而增长压力促使政府较多采用挂牌的方式供地,增加供地数量且供应较集中。(2)策略性供地加剧房价上涨,其中招拍方式出让比重越高、供地越少及越分散时,房价上涨越快;不同城市的供地策略对房价的推动作用有差异,从而导致房价涨幅出现了分化。据此文章认为,构建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应更多地从供给端入手,通过土地供给来调控房价。
摘要:文章探讨了银行业结构性改革中的银行管制放松对我国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银行管制放松总体上有助于纠正我国的资源误配,且这一作用在私人资本占比高的行业中更强。优化资源配置作用的核心发生机制是银行管制放松促进了企业优胜劣汰,提高了私营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没有得到显著改善。银行管制放松也未能显著降低资源在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配置无效率,因此金融所有制歧视可能没有获得有效纠正。拓展性研究表明,在外向程度高、市场化程度低以及金融竞争激烈的地区,银行管制放松纠正资源误配的作用更强。文章研究表明,中国金融改革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深化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改革,并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实现国有资本的合理布局。
摘要:京津冀大气污染跨区域合作治理是理论界和决策层的广泛共识,但因缺乏有效激励机制而一直没有实质性推进。文章基于机会成本法建立了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的CGE模型,定量研究了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问题,并构建了一个'先定上限,后定下限,再定额度'的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确定机制的完整框架,以最大程度地满足京津冀大气治理的内生激励需要。该框架具体如下:首先,基于静态单区域CGE模型,设定不同的硫税冲击模拟河北省承担全部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任务下的产出损失,该损失即为京津应该支付给河北省的'理论最大补偿标准',进而根据不同的大气污染治理(PM2.5)目标,测算出京津冀大气治理生态补偿标准的上限。然后,进一步地基于京津冀动态多区域CGE模型,模拟京津冀不同PM2.5预期目标下各自的产出损失,由此获得三地大气治理的机会成本'点值',加总后再对比'理论最大补偿标准',进而通过河北省第二产业的'名义'占比确定补偿标准的下限。最后,在确定了京津冀不同大气环境质量预期目标下河北省应该接受的PES支付标准区间后,在基准'点值'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功能定位、经济差距等因素的影响,对补偿额度进行调整和校准,以最终确定具体的补偿额度。文章不仅对加快推进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治的实质性进程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而且为建立适合我国特点的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了重要启示和技术支持。
摘要: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不仅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甚至会抵消以往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出台的诸多政策。文章详细剖析了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作用机制,并采用静态和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多维度考察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城乡教育差距、医疗卫生差距和社会保障服务差距的扩大将显著加剧城乡收入差距。基于跨时期的研究显示,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更为显著;在基于区域异质性的研究中,西部地区城乡教育差距和社会保障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为显著,而西部交通设施建设则对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为显著。据此,文章认为各级政府必须转变发展理念,由偏向城市发展转变为城市与农村协同发展,利用'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提高农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同时加大对农村人才和资本的投入,弥补农村发展短板,鼓励农村经济组织和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加强农村劳动力培训等,不断提高农民收入。
摘要:文章根据2010-2014年CFPS的调查数据,深入分析了中国家庭消费平滑的区域差异及其根源。首先,基于风险分担模型,选取合适的变量测度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以及城乡家庭消费平滑的能力;其次,运用Oaxaca-Blinder分解法从家庭、社区和政府三个层面去寻找导致消费平滑的根源。研究结果发现:东部地区家庭的消费平滑能力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弱,并且城镇家庭的消费平滑能力也要强于农村家庭。消费平滑区域差异的主要根源来自家庭自给与国家政策层面,尤以家庭净财产和政府补助的作用最为突出。这也反映了政府没能成功利用转移支付等方式去进行有效的收入再分配,从而达到缩小区域间消费平滑差异的目的。而社区层面上的家庭社会交往,则对缩小地区间消费平滑能力差距起了显著作用。其他一些因素如户主学历、家庭规模和区域金融比率等也影响着平滑能力的大小。各地区政府需要针对上述深层次的原因,有的放矢地采取措施方能提升当地的消费潜力。
摘要:立足于中国目前'上游行业行政垄断,下游行业市场竞争'的现实背景,文章利用1998-2013年的微观企业数据,首先从垂直生产供应链视角就上游行政管制现象进行了行业界定。在此基础上,根据行业间投入产出关系测算出上游行政管制程度,并进一步考察其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998-2007年上游行政管制程度呈现出明显的下降态势,并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市场进入和出口规模扩张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在2007-2013年间,上游行政管制程度却发生了扭转并逐年强化,明显抑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的提升。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发现,上游行政管制程度对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高竞争行业以及东部沿海地区中。由此可知,继续推进上游行政管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降低其在行业间投入产出中的管制程度,对于继续释放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