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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探讨通过开放来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是全球价值链福利效应分析的核心议题。文章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中的数据,基于目前最权威和准确的企业层面价值链嵌入度指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PSM-DID)和广义倾向得分法(GPS)对价值链嵌入如何影响企业就业的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就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尤其是资本密集型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民营企业和东中部企业,其价值链嵌入的就业效应最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会通过出口效应、中间品替代效应和跨国公司价值链布局效应等三个渠道作用于企业就业。随后的研究还表明,嵌入价值链时间越长的企业,获得的就业促进效应越为突出。最后,研究还发现就业水平与价值链嵌入度成倒"U"形关系,即边际改善效应从递增向递减转变。
摘要:中国产业政策的执行对企业间工资差距有何影响?文章首先考虑加入了产业政策因素的异质性企业模型,从理论上将产业政策对企业工资影响分解为补贴转移效应与竞争效应两种机制,并提出如下假说:企业将部分政策补助用于生产,此时支付的更多工资等同于财政的直接补贴;同时,企业工资水平也取决于企业的生产效率,产业政策通过促进或抑制行业竞争改变企业效率,从而对企业的工资水平产生一种间接影响,即竞争效应。使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可以发现:"中国式"产业政策抑制企业效率带来的负向竞争效应超过了正向的补贴转移效应,最终造成了企业工资水平下降;然而,一旦产业政策的施行促进了行业竞争,竞争效应则为正,那么企业的工资水平也会随之提高。文章研究的结论有助于理解经济改革过程中产业政策对企业工资的影响,对推进企业工资体制改革也具有启示意义。
摘要:我国上市制造业企业的商业信用与银行信贷关系存在长期互补特征,但信号理论对互补强度的演变过程缺乏有效的解释力。为探索信号理论之外的互补机制,反思企业债务结构的信贷偏移效应,文章提出了产能驱动假说,利用面板门限模型,得到了以下结论:(1)商业信用与银行信贷会随产能增长而呈现从"替代"到"互补"的演变特征,且互补强度(单位商业信用上升伴随的信贷上升)会随产能膨胀出现从"弱"到"强"的二次突变特征,即产能扭曲会使企业债务结构快速向银行信贷偏移,这为理解企业信贷依赖的形成路径提供了产能层面的微观解释。(2)企业债务结构再平衡能力具有异质性,高研发投资及低调整成本企业借助产能治理来修正信贷依赖的能力更强,因此降低调整成本、扶植企业创新应成为优化融资结构的重要政策路径。文章在信号理论之外提出了产能驱动假说,解释了我国企业债务结构扭曲的动态特征,并从技术创新与调整成本视角为推动企业实现债务结构再平衡提供了政策参考。
摘要:户籍制度是我国劳动力流动的主要障碍。那么,当前我国的户籍扭曲程度几何?户籍制度放松对经济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政府评估户籍制度改革的空间和经济效益。文章在Hansen和Prescott(2002)的两部门劳动力流动模型基础上,将工人分为农业和非农户口,引入户籍扭曲因子,构建两部门两类工人的户籍扭曲模型;然后,使用1984-2013年宏观经济数据度量户籍扭曲程度,并对2013年我国户籍制度逐渐放松过程中经济变量的变化进行模拟;最后,文章建立了包含"农业与非农"和"本地与外地"户籍差异的省份异质性户籍扭曲模型。研究表明:(1)经济和户籍制度改革的不同步导致了1984-2013年我国户籍扭曲程度呈现倒"U"形变化,且相较于韩国尚有较大的改善空间;(2)以韩国为参照,若2013年我国户籍制度完全放开,经济达到均衡时,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就业人数将分别下降58.83%和上升26.92%,工资率将分别上升19.44%和下降6.77%,社会增加值将增长15.33%,这说明社会经济效率将得到提升,贫富差距将缩小。文章丰富和完善了户籍扭曲的理论模型,从减少劳动力流动摩擦的视角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参考。
摘要:文章在构建一个局部均衡模型的基础上,采用150个国家(地区)2000-2014年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政府债务对财政支出乘数效应的影响,得到了与理论预期一致的经验证据。结果表明:(1)政府债务会显著影响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随着政府债务水平的提高,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趋于减弱。尤其是在克服内生性问题之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2)政府债务作用存在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当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突破88%的阈值后,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会在低债务国家和高债务国家之间发生非常迅速的逆向转换;(3)对中国这样的低债务国家,顺周期的财政政策运用是非常有效的。而对美国、希腊等已经处于高债务水平的国家,采取逆周期的财政政策才能避免潜在的经济波动风险。
摘要:文章利用多个微观数据集,检验我国家庭内同胞数量的增加是否会降低个体教育成就,以及这种影响是否因个体性别而存在差异。实证结果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兄弟姐妹会对个体产生教育挤占效应,并且这种效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即个体的兄弟姐妹数量增加,将导致个体的受教育年限下降,无论个体是男是女都如此,但对女性来说这种效应会更加严重。上述结论在多个微观数据集和系列检验中均显示稳健。研究还表明,中国家庭偏好男孩的传统观念以及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是导致同胞数量对女性的教育挤占效应更加严重的重要原因。文章的研究结论对改善女性在教育中受到的歧视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摘要:文章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分析了具有不同身高等外貌特征的劳动力的工资差异及其来源。分解结果显示,较高男性的高收入几乎全部可以用人力资本、社会交际及其他劳动能力特征差异来解释,劳动力市场歧视等不可解释部分非常小。较矮男性的低收入有60%可以用劳动能力特征差异来解释,有40%属于劳动力市场歧视等不可解释部分。身高较高(矮)的女性的高(低)收入也主要源于劳动能力特征差异;对较矮女性来说,歧视等不可解释部分具有相反的影响,即劳动力市场不但不歧视反而偏爱较矮的女性。因此,劳动力市场歧视并不是身高溢价的主要原因。然而,劳动力市场之外,在社交活动中的外貌歧视会通过增加社交网络差异而提高美貌溢价。
摘要:商业银行是中国社会融资的主要渠道,银行向社会提供流动性的效率直接决定了社会融资的效率。为弥补流动性创造研究在效率和中观层面的不足,文章采用中国商业银行2000-2015年微观数据,探讨了市场竞争、银行市场势力与流动性创造效率之间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1)市场竞争与流动性创造效率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中国银行业存在最优的市场结构;(2)银行市场势力过强是中国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效率较低的重要原因,银行市场势力越强,其流动性创造效率越低;(3)市场竞争程度与市场势力的流动性创造效率系数之间存在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寄希望于通过增强中国银行业竞争程度来改善银行市场势力过强所导致的流动性创造效率过低,作用可能非常有限。中国应沿着"增强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能力,扩大直接融资规模"的改革方向继续前进。文章的研究丰富了已有文献,而且为中国银行体系改革的顶层设计提供了重要参考。
摘要:文章利用中国30个省份1999-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结合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农村贫困的空间集聚效应和金融减贫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不管是采用地理距离权重、经济距离权重还是嵌套权重,农民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和医疗贫困均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向关联,意味着贫困分布呈现典型的"穷-穷"集聚特征,这一分布特征实际上从贫困角度验证了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对收入贫困和教育贫困,农村金融发展不仅具有直接的减贫作用,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省份发挥间接减贫作用,且这种溢出效应带来的减贫效果比直接效应更为显著。对医疗贫困等公共服务上的贫困,其改善主要依赖于政府财政支出和当地经济水平的发展。文章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政府从多维视角重新审视农民面临的贫困问题,为"十三五"实施全面脱贫拓宽了视野。
摘要:族群多样性的经济影响及其发生机制,是经济学中一个方兴未艾的前沿研究领域。文章利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抽样调查资料,构建了中国300多个城市族群多样性的面板数据,通过计量分析发现,高的族群多样性显著降低了地方经济增长率。在考察了测量指标的影响和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通过对影响机制的探讨,文章发现:高的族群多样性显著增大了语言沟通成本,降低了私有部门投资率;另一方面,公有部门投资率不受族群多样性的影响,人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族群多样性显著正相关,这两者缓解了族群多样性的不利影响。以上发现,一方面为族群多样性经济影响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地方经济增长的差异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并衍生出新的学术课题和政策意涵。
摘要:文章利用手工整理的2007-2013年800对客户与供应商均为上市公司的供应链公司数据,探讨了客户股价崩盘风险是否会通过密切的供应链关系传染给供应商。研究发现:(1)客户股价崩盘风险对供应商具有传染效应,且这一传染效应主要出现在供应商自身抗风险能力不足时。(2)客户与供应商的关系越重要、越专有、越稳定、越良性,客户股价崩盘风险对供应商的传染效应越强。这表明由于密切的经济联系,当客户股价崩盘风险较高时,供应商可能会受牵连而发生崩盘。文章的研究为传染文献提供了新的适用情形,也展示了客户影响供应商的独特路径,从而丰富了传染效应和客户供应商关系的相关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