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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对货币理论的研究主要从货币需求分析出发,形成了费雪方程式、剑桥方程式、凯恩斯货币需求模型、后凯恩斯主义货币模型、弗里德曼货币函数等一系列经典理论模式。但是,这些研究模型中,持有可带来收益的金融资产都是无收益货币的负相关因素。至于是否需要有一部分货币专门用来服务金融资产,至少迄今为止,尚无这方面系统的科学论证。文章提出的货币分解理论,试图从理论上对该问题加以探讨。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等多重职能。因而表面同质的货币必然有着内部的异质分工,这是货币分解的基本逻辑。文章采用货币供给侧分解方法,按照货币的流向把政府发行的货币分为流入实体经济的货币和流入虚拟经济的货币;实体经济货币包括交易货币和交易准备货币,虚拟经济货币包括储蓄货币和金融市场货币。在货币总量不变的条件下,这四个组成部分的货币数量随着货币需求动机的不同而有着动态变化,这样就引入了货币流动的动力机制。货币分解理论揭示了货币存量与流量的相对含义,涉及政府、家庭、企业、金融机构和国外部门等市场参与者,同时也与股票、债券和衍生品等市场发生联系——传统货币理论是这一理论的特殊情况,能够涵盖现有相关文献的主要观点并较全面地解释了"中国流动性之谜",可以成为货币理论的统一分析框架。该理论对现实经济现象有较强的解释力,对正确认识世界经济运行规律和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摘要:扶贫项目如何准确瞄准贫困农户是反贫困理论的焦点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文章从政治关联的视角深入分析了这一问题。通过对5省30个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村调研数据的分析发现:(1)具有政治关联对农户参加扶贫项目有显著正向影响;(2)村级治理不完善是导致政治关联影响扶贫资源瞄准的重要原因;(3)政治关联影响扶贫资源瞄准的外部原因是政府主导的扶贫项目过多,公益组织在扶贫领域发挥作用太小。因此完善村级治理,鼓励公益组织在扶贫领域中发挥作用,降低政治关联对扶贫项目瞄准的影响,是实现精准扶贫的重要措施。文章揭示了村级治理不完善与扶贫项目瞄准之间的矛盾,并从政治关联的角度分析了公益组织在扶贫领域中发挥作用的重要性。研究结论对我国治理贫困和完善精准扶贫机制有重要启示作用。
摘要:中国式环境联邦主义内嵌于中国式分权体系,是对经典环境联邦主义理论的有益补充和完善。为了回答环境保护事务的集权与分权之争,文章着眼于碳减排事务,在考虑分权指标潜在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构建静态、动态和动态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分权的碳排放效应。研究发现,环境分权对碳排放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意味着中国当前的环境分权体制不利于碳排放治理,为环境"垂直管理"体制提供了证据。文章进一步从中国环境管理体制的变迁历程、地方政府环保支出的激励不足与地方环保部门的独立性缺失三个方面,阐释了环境分权体制下碳减排困境的内在逻辑。为了构建碳排放长效治理的环境管理体制,中国式环境联邦主义应更多地体现集权的意志,优化"条块交叉"的属地管理体制,并形成"条条为主"的垂直管理与激励相容制度。
摘要:高校扩招政策的冲击远超出了劳动力市场,我们应以更广阔的视角来综合评估其对大学毕业生福祉的影响。文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基于"局部干预效应"概念框架,识别出教育成就受扩招政策差异化影响的不同群体,然后运用双重差分法定量评估了扩招政策对他们幸福感的异质性干预效应。研究表明:(1)招生规模激增削弱了那些即使没有发生扩招也能继续深造者在劳动力、婚姻等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从而降低了他们的幸福感。(2)那些受益于扩招政策而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的人,由于大学生活和毕业前景与他们之前所想象的落差较大,其幸福感并未因此而提高。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从数量扩张阶段向质量提升阶段转型之时,文章从主观福利视角为家庭如何进行教育投资提供了参考,也为政府部门如何应对扩招政策的负面影响提供了决策依据。
摘要:文章利用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2014年度数据,采用离散选择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方法,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研究了"互联网+"下包容性金融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与包容性金融的融合发展将通过"信息流"融通"资金流",降低家庭创业融资中的风险,增加其正规金融市场参与度,从而提升一般家庭的创业可能性,特别是对城市家庭、高收入家庭和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的创业决策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此外,"互联网+"与包容性金融的融合发展还将使家庭更积极地投身于机会型创业活动中。文章进一步检验了"互联网+"下包容性金融影响家庭创业决策的正规金融融资偏好渠道和风险偏好渠道的有效性,这对于在当下的"双创"工作中改善创业者的金融支持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摘要:文章以我国资本市场中的大规模高溢价并购为背景,以2007-2013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并购商誉是否对股价崩盘风险存在预警作用及其是否可以作为股价崩盘的事前信号。研究发现:(1)相对于未拥有商誉资产的公司,拥有商誉资产的公司的未来股价崩盘风险明显更大,并且商誉资产规模越大,未来的股价崩盘风险也越高;(2)这种提前的信号作用在会计稳健性整体水平不同的公司中存在差异,公司整体的会计稳健性可能是对商誉资产操纵管理形成内部约束的力量,但这种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3)这种提前的信号作用在外部治理较差的公司中更明显,即外部分析师跟踪预测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是监督和约束管理层操纵管理商誉资产的外部治理力量。文章丰富了会计特征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的相关文献,并为新兴市场国家中公司财务报表数据的会计功能提供了直接可靠的经验证据,同时提醒监管者和投资者可以从会计稳健性的视角出发,通过并购商誉数据来预测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
摘要:投资者情绪与企业经营决策之间的关系,是公司金融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问题。以往关于投资者情绪的研究文献简单地将投资者视为股票市场上的交易者,而忽视了其作为公司股东所扮演的公司监督者的角色。文章将投资者对企业的监督行为纳入投资者情绪的研究中,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发现,投资者情绪高涨会减弱股东对企业的监督,而管理层会利用股东监督的减弱进行更多谋取自身私利的行为。文章的研究揭示了一条新的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委托问题和CEO机会主义行为的渠道,对于全面认识资本市场在企业经营中扮演的角色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摘要:中国自20世纪初期形成了二元经济结构,之后存世长达百年之久,模式几经变迁,对中国经济与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章以20世纪以来二元经济模式发展的演变史实为基础,运用制度变迁理论,从三农视角对20世纪三种二元经济模式之成因、结构特征及其对经济与社会的影响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三种二元经济结构均导致城乡分化、三农衰败的共同结局,但在具体路径选择及影响程度等方面又有不同,具体表现为:(1)20世纪初期形成的市场诱发型二元经济结构通过城乡不平等贸易、资金市场性流动等市场机制作用,导致社会阶层与城乡严重分裂、社会失控的局面;(2)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制度约束型二元经济结构通过统购统销、户籍制度、制度等刚性制度约束,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下与农民收入的过度平均;(3)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形成的复合型二元经济结构则由于制度刚性约束与市场因素的共同作用,形成三农在城乡贸易、就业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劣势地位。文章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当前二元经济结构的复合性质及其内卷化发展特征,为如何依靠市场驱动和制度改革来破解当前二元经济的困局和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提供启示。
摘要: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有力支撑。文章讨论了土地资源错配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内在逻辑机制,并利用中国城市和行业层面数据验证了相关假说。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低价过度出让工业用地、高价限制性出让商业和住宅用地的"双二手"供地策略是土地资源错配的根源。(2)土地资源错配进一步强化了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刚性,抑制了产业结构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转变,这表明土地资源错配的确是制约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3)土地资源错配对不同产业和产业内部升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促进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但对生活性服务业和公共性服务业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土地资源错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呈现出明显的东、中西部区域分化以及显著的时序异质性,其中,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显著为正,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则显著为负。
摘要: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污染的大量排放为代价的。使用脱钩理论可以揭示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之间是否存在同步变化的关联,进而可为更好地实现污染排放的总量控制做好理论铺垫。文章以中国2004-2013年271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先后考察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的收敛性以及追赶脱钩状态。结果显示:(1)由于存在环境规制强度等因素上的异质性,区域脱钩状态呈现出"俱乐部收敛"特征,据此可以判定普通城市存在向标杆城市追赶的可能;(2)现阶段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以"未追赶脱钩"类型的城市为主,大多数普通城市与标杆城市之间在经济增长与污染减排两方面的差距均不断扩大。由此引出的政策启示为:一是改变城市重经济轻环境的做法,二是差别化助推城市的绿色发展。
摘要:"一带一路"海外投资如火如荼,但投资过程中不能忽略东道国的宗教所产生的影响。文章将宗教风险纳入到中国"一带一路"投资分析中,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了沿线国家之间的宗教差异对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受到宗教的显著影响,宗教整体差异小的国家之间投资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合理地利用宗教可以使其成为促进中国"一带一路"投资的良好纽带,但是"法律化"的宗教会对投资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因此,政府和企业需要对东道国的宗教和法律有深入的认识,以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文章拓展了国际投资领域的研究,而且对于未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开展和企业海外投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