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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城市化过程中,交通拥堵成为饱受关注的大问题。国内外大量文献证实了通勤时间增加会降低个体的工作效率,带来更多的偷懒行为。然而,这些研究几乎都是基于横截面分析或静态分析。而文章则着眼于个体和企业之间动态博弈的长期均衡,证明了通勤时间增加在长期内会减少公司内偷懒者的总体数量或降低偷懒行为的总体水平。这是因为,通勤时间的增加会使偷懒者的效用损失更大,在长期内会提高偷懒者的失业概率,于是,在均衡时,公司的总体偷懒水平被"倒逼"到更低的水平上,进而企业和城市整体的效率水平得以提升。文章通过对典型工厂的现场追踪收集数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证实了上述结论。文章的结论对中国的城市布局及其交通配置提供了如下政策启示:城市集聚过程中的交通高度密集在长期内有利于城市整体效率的提升。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管理者无需单纯缩短居民的通勤时间,而是要保持交通体系的适度密集,发挥城市密度经济的整体效率和动态最优。
摘要: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成效是否与发达国家的经验一致?什么类型的国家(经济体)才能从参与全球价值链中获益?文章在区分不同新兴经济体类型和不同GVC参与方式的基础上,深入细致地研究了不同类型的新兴经济体如何通过参与GVC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研究发现:(1)GVC总体参与度的增加能显著提高中等发达新兴经济体及中国的TFP,但不能提高新兴经济体全样本和发展中新兴经济体的TFP,表明参与GVC的生产率效应取决于新兴经济体的发展程度及在GVC中的位置。(2)来自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国外增加值对TFP的影响不同,其中来自发达国家的国外增加值对各类型新兴经济体的TFP都有促进作用,说明与发达国家的GVC关联对新兴经济体TFP的增长更有效。(3)进入国界不同次数的国外增加值对TFP的影响不同,其中进入国界仅一次的国外增加值对TFP没有显著提升作用,进入国界多次的国外增加值才有生产率提高效应,说明只有深度参与型的GVC参与方式才能提高新兴经济体的TFP。文章为中国参与GVC过程中如何适应国情以及适当调整参与方式来提高自身的TFP提供了经验借鉴。
摘要:跨国企业通过转让定价的方式来进行利润转移和国际避税,在发达国家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近年来,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但伴随而来的企业国际避税问题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文章借鉴Bernard等(2006)的模型,考虑到我国反避税制度的具体规定,将出口量和税率差一并纳入价格差的决定方程,对其加以拓展,从而在理论上说明中国对外投资企业通过转让定价方式开展国际避税的存在性、异质性和反避税效果,并利用2000-2006年中国海关出口数据,运用三重差分法加以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出口贸易中存在通过转让定价避税的行为,且出口目的国与我国的税率差越大,转让价格偏离公平交易的价格幅度也就越大。(2)企业的避税程度因企业所有制性质和行业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内资企业相对于外资企业避税更加严重,资本密集型行业相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更为严重。(3)税收协定作为针对转让定价的反避税制度,所起到的作用还相当有限。文章从避税动机的角度为我们理解当前我国企业的"走出去"行为提供了一种思路,也为我国当前反避税制度的建设提供了启示。
摘要:文章基于持久收入假说和盖尔顿收入均值模型,梳理税收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机理,利用动态面板系统GMM和面板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多维收入流动性与税收政策之间的联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税收负担是影响城镇居民绝对和相对收入流动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其作用程度受到各地区家庭人口结构的影响。地区平均家庭就业人口少于2人时,减税政策能够增加地区绝对收入的流动性,但降低了地区收入位次向上移动的概率,这一结果与家庭就业人口为2人及以上的地区相反。(2)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占家庭人均月收入的比重高的地区,其绝对收入的流动性和收入位次向上移动的概率均低于其他省份。(3)历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对提高绝对收入流动性的正向效应较为显著。此外,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收入来源结构、产业结构及城市化程度等因素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也呈现出阶段性和异质性。这意味着税收制度设置应凸显家庭及地区的特征因素,注重横向和纵向公平课税原则,促进居民收入区域间的流动,降低收入固化程度,实现收入分配的动态均衡。
摘要:什么都在涨,就是工资没有涨。工资的刚性,意味着通货膨胀的提高可以带来短期内实际工资下降、就业增加和产出水平的增加。如果就业效应占据支配地位,那么适度通货膨胀将有利于改善劳动收入比重。文章借鉴Calvo(1983)的随机定价模型,利用"从一般到特殊"的动态计量方法,实证研究了通货膨胀短期内对劳动收入比重的影响。研究显示:短期内,通货膨胀率每增长1%,可以推动劳动份额平均上升0.05%;长期中这一估计效应下降至0.03%。文章研究表明,劳动力市场工资调整的刚性可能是中国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重要短期因素之一。
摘要:同群行为是影响企业慈善捐赠的重要因素。基于社会嵌入理论,文章从董事网络嵌入角度研究了企业慈善捐赠的同群效应。研究发现:(1)当企业嵌入董事网络时,联结企业之间的慈善捐赠行为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2)受同群效应影响的慈善捐赠为管理层攫取私利提供了便利,具体表现为:国有企业管理层享受到更高的非货币性收益,而民营企业管理层获取了更高的货币性收益。(3)受同群效应影响的慈善捐赠并未带来政府补助的增加,但企业绩效却得到显著提升。因此,企业应理性对待董事网络,选择性地学习和模仿联结企业的慈善捐赠经验,以免得不偿失。
摘要:大量国内外文献研究了基金投资能力,但很少从经济周期视角研究基金投资策略。文章首先从选股和择时两个维度检验了我国开放式基金投资策略是否存在周期性转换,然后分析了不同投资策略的相对绩效与投资者偏好。研究表明:第一,基金经理确实存在显著的选股与择时能力。从整个行业看,基金的择时与选股能力存在周期性转换,其中择时能力在经济紧缩期更突出,而选股能力在经济扩张期更突出。第二,个体基金存在显著的投资策略粘性,而不存在明显的周期性转换,中国市场上择时与选股两种能力的周期性转换并不能带来更好的基金收益。第三,行业层面的周期性源自个体基金两类不同的投资策略:第一类投资策略在经济扩张期的选股能力和择时能力都强于其他基金,而在经济紧缩期则都弱于其他基金,采用这种投资策略的基金更关注其在经济扩张期的投资表现;第二类投资策略则相反,采用这种投资策略的基金更关注其在经济紧缩期的投资表现。前者具有高收益、高风险的特征,而后者则表现为低收益、低风险。文章的研究不仅发现了中国基金投资行为的新特征,还为投资者选择基金提供了投资决策建议。
摘要:文章基于2006-2010年2 578个县(市)的大样本数据,从区域角度对我国金融排斥状况进行了全景式考察,分析了金融排斥对当地经济的影响效应及实现路径。研究发现:(1)东部地区金融排斥呈下降趋势,中西部则呈上升趋势,金融资源使用效用性的非均衡发展是导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2)金融排斥对县域经济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金融排斥并非随当地经济增长而必然减少;(3)我国金融排斥逐渐呈现出由"设施缺乏指向"转为"机制缺乏指向"、由"个体特征指向"转为"区域禀赋指向"以及农业产业链前端受金融排斥加重三大特征。文章不仅提供了来自大样本的"中国证据",而且为决策部门综合动态把握金融排斥情况,更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可靠参考。
摘要:统购统销政策是我国历史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对我国的城乡差距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章借鉴Knight(1995)的两部门价格剪刀差模型,分析了统购统销政策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利用1953-198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无论是以粮食收购率和粮食的跨省调拨还是以粮食超购率来度量,统购统销政策都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其中,计划经济时期的效应最大,而改革开放后的效应整体上呈现逐渐减弱的趋势,且改革开放初期的影响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统购统销政策通过提高城市居民消费,降低农村人口消费,从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因此,统购统销政策的本质是政府汲取农业剩余以补贴城市和工业部门发展,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摘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已被证实是改善发展中国家经济表现的重要因素,但其中的作用机制仍然众说纷纭。近年来,人们普遍认为资源在企业间的配置效率不同是国家间经济绩效差异的重要原因。为了验证交通基础设施是否确实影响了企业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升了经济绩效,文章将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与高速公路建设数据进行匹配,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我们的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确实改善了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距离高速公路更近的城市,企业的实际规模与最优规模差异更小。具体来看,交通基础设施降低了同时使得资本和劳动投入偏离的产出扭曲,使得企业的实际规模与最优规模更为接近。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发现,高速公路影响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价格加成和行业集中度等,而通过企业存货产生的作用并不显著。
摘要:随着计划生育政策效果的逐步显现,我国的劳动力供给趋势迎来了拐点。这种长期趋势的变化正在对微观企业绩效和行为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同时,这种长期影响也正在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文章试图将劳动力供给因素纳入ACF和DLW微观企业绩效分析框架中,进而检验企业所在县级地区的劳动力供给对当地企业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发现,本地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下降对微观企业绩效的冲击在10年前已经显现:1.由人口控制政策带来的劳动力素质提高确实可以提升本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会降低经济利润率;2.劳动力供给变化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利润率的影响在全国不同地区存在差异,东部地区的企业更早地受到了劳动力供给变动的冲击;3.劳动力供给变化主要以"劳动力成本"为中介,进而对生产率和利润率起到不同的作用,以"劳动力成本"为中介的传导机制会在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提高企业生产率、降低经济利润率。文章的研究对于应对日益严峻的人口结构转型压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