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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基于雾霾对人们生理健康和反应能力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导致个体生产率降低的理论假设,根据中国足球超级联赛2014年5月17日到2016年7月9日522场比赛的首发球员面板数据,利用距离赛场最近的空气实时监测点获得空气污染指标,采用球员在比赛过程传球次数刻画个体生产率(表现力),考察空气污染的生产率效应。研究发现:(1)空气污染会显著降低球员的传球次数,AQI每上升1%,球员传球次数会下降0.021%;PM 2.5浓度每上升1%,传球次数下降0.016%;PM10浓度每上升1%,传球次数下降0.013%。(2)空气污染的不利影响在客场比赛会被放大,在主场则不显著;高超技能可以一定程度上弱化空气污染的负向影响,球技更好的外援受空气污染影响甚微,但本土球员的负向效应很大;在不同位置(后卫、前卫、前锋),空气污染效应有所不同。(3)由于赛程是提前确定且不受球队所左右,不存在球员因空气状况主动规避比赛,因而球员暴露在任何空气状况下进行比赛具有外生性,研究结论稳健可靠。文章不仅丰富了国内关于雾霾对生产率影响的文献,而且还为呼吁社会如政府加大治霾行动提供确凿的经验证据。
摘要:文章基于中国民营企业控制权结构下的地方政府干预动机,利用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系统研究了政府干预对民营上市公司雇佣行为的影响和控股股东控制权对政府这种干预行为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结果发现:(1)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会调节政府干预与民营企业雇员规模之间的关系,在控股股东控制权较大的民营企业中,交易成本或谈判成本更低,政府干预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雇员规模。(2)这种干预行为降低了民营企业雇员的配置效率,导致了企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也提高了雇员冗余的程度。文章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进一步了解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摘要:差异化薪酬管理政策如何影响新创企业的创新精神,是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问题。考虑到企业高层与基层员工的薪酬没有太大的可比性,文章将新创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分为高层-中层及中层-基层两个层面,考察了不同层级之间的垂直薪酬差距对新创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垂直薪酬差距与新创企业的创新精神之间呈显著的倒U形关系,即新创企业的创新精神随着垂直薪酬差距的扩大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另外,中层-基层薪酬差距对新创企业创新精神的作用还受到董事会治理和外部环境包容性的影响,即在同等的中层-基层薪酬差距下,设立董事会及处于强包容性环境下的新创企业有更强的创新精神。文章拓展了薪酬差距理论的研究成果,而且对于指导新创企业制定和完善薪酬激励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要:证券分析师是否会为了商业性目的而牺牲专业性?文章利用融资融券制度检验了鼓励交易动机是否会导致分析师有意提供偏颇的股票分析报告。卖空交易使股票在下跌过程中也能增加交易佣金,促使证券分析师给出更加客观的盈余预测。文章采用经过股票价格调整的盈余预测误差绝对值,作为分析师盈余预测偏差的度量指标,发现相对于存在卖空限制的股票,分析师对融资融券标的股票的短期盈余预测偏差降低了约0.014,长期盈余预测偏差降低了约0.019,但平均月度换手率上升了约10.9%。公司业绩和盈余预测难度的变化不能解释这一现象。文章研究表明,鼓励交易动机会使分析师更加乐观的盈余预测报告,而允许卖空有助于矫正这种商业性动机,增强分析师的专业性。
摘要:我国经济近年处于下行期,金融风险不断上升,央行、银监会等相继提出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通过金融政策来防范风险是常规之举,但多重金融政策之间可能存在不一致性。文章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比较分析表明,在资本监管要求下,取消银行存贷比约束或银行间市场的政府隐性担保等弱化流动性干预的措施,将起到一定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当经济金融领域遭受各类负向的外生冲击时,就减缓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而言,取消政府隐性担保的措施更为稳健。可见,应重视不同的银行流动性干预政策对资本监管宏观审慎性的影响,通过政策之间的兼容匹配来强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作用。文章的研究对于评价现有政策效果以及提升我国金融政策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要:企业债务重组问题不仅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而且也是我国近代社会中极为重要的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因此探索近代中国的企业债务重组制度思想兼具现实镜鉴和历史价值;但现有研究大多停留在阐述具体历史过程和审视某些历史观念上,而缺乏对企业债务重组制度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解读。文章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系统地考察了近代中国家族企业债务重组的思想渊源和制度设计,以及这一制度思想的演进情况。研究发现:(1)西方破产免责思想在清末的传播与应用推动着中国传统债务清偿制度向近代债务重组制度转型,并促成了债务重组制度在家族企业中的实施。(2)儒家伦理在近代中国的家族企业债务重组制度设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近代中国的家族企业债务重组制度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企业主导型、银行主导型和信托公司主导型三个阶段,这是近代中国企业债务重组制度思想臻于成熟的表现。文章不仅为我们认识近代中国的家族企业债务重组制度思想提供了一幅较为完整的图景,而且也在如何化解道德风险激励、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强化债务重组效果等方面为当前的企业债务重组实务提供了历史借鉴。
摘要:方言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是影响经济绩效的重要因素之一。现有研究虽然揭示了方言的经济后果,但对其产生影响的机制却语焉不详。文章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将社会信任作为理解方言影响经济绩效的渠道,考察了方言对社会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陌生人之间,使用同一种方言有利于建立信任,即方言会影响社会信任的形成;(2)方言之所以能够影响社会信任,是因为它作为个体来源地的符号,能够增进彼此的身份认同感;(3)方言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不仅会因个体受教育程度、城市发展水平和城市人口结构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也会因地区差别而有所差异。文章从社会信任的视角为方言影响经济绩效背后的机制提供了一个微观解释。
摘要:我国稀土资源税的征收由从量计征转为从价计征显然更加符合市场化原则,但是这两类计征方式对中国控制世界稀土价格的能力是否一致?不同类型的税收计征方式会如何影响资源税的实施效果呢?文章通过构建一个基于纵向关联市场的博弈模型,研究了政府征收稀土资源税的不同方式对企业税负转移的影响。研究发现:(1)如果我国上游稀土产业市场集中度低或者发达国家下游稀土产业集中度高,则不论何种征收方式,其税负主要由下游发达国家生产厂商承担。(2)当稀土生产的边际成本较高时,从价计征的资源税税负转移幅度要高于从量计征,即征收从价税所带来的稀土出口价格上升程度更高。(3)如果我国稀土上游产业集中度很高或者发达国家稀土下游产业集中度很低,当资源税从价计征时,我国可以对稀土生产征收资源税;当资源税从量计征时,我国就需要对稀土生产进行补贴。总之,不管征收方式如何,资源税政策的实施效果都和上下游的市场结构有关。因此,要促进我国稀土产业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在短期内采取从价征收的资源税对其加以保护,而且也需要着眼未来,鼓励我国稀土产业的下游企业依靠技术进步做大做强,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稀土下游产业基本上为发达国家所垄断的局面。
摘要:前瞻性贷款损失准备管理能够平滑银行信贷供给对宏观经济的顺周期影响,然而鲜有可经验估计的动态和前瞻性贷款损失拨备方法,从而限制了该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使用空间及其实施效果。文章在借款人资产增速服从均值回复随机过程的情景下,给出了借款人资产价值的动态随机运动规律,并在结构化模型框架内刻画了其信用风险要素和前瞻性拨备要求。与结构化模型不同的是,文章资产增速具有周期性和平稳性等特征,使之既能契合前瞻性拨备管理的内在要求,又有助于模型的经验估计和实施推广。基于工业部门1993-2013年的资产负债等数据,文章经验估计了该部门及其子行业未来的信用风险及前瞻性拨备要求,同时基于银发[2002]98号和银监发[2010]98号的有关规定估算了监管要求的前瞻性准备成分和银行实提的前瞻性准备成分,并根据它们理论映射的借款人目标杠杆和融资成本组合状态研判了其适当性。文章深入揭示了不同杠杆和融资成本约束下工业部门的信用风险及其演变趋势,回答了银行体系和监管要求的前瞻性拨备管理是否适当等热点问题。
摘要:中国正步入高铁时代,时间距离逐渐取代传统的空间距离成为影响服务业布局的关键因素。长三角高速铁路大规模兴建和网络化布局,削弱了生产要素流动的空间壁垒,使得能在更广的范围进行资源要素优化配置。文章利用2006-2015年长三角城市群统计数据和列车实际运营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并引入经济地理学中引力模型量化了高铁引致的"时空收敛"效应,定量分析了长三角高速铁路由线成网推进对城市服务业集聚的影响。研究表明:(1)长三角高速铁路开通初期(2007年-2011年)对沿线城市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并不显著。从2012年开始,随着长三角高速铁路网络的日益完善,高速铁路对服务业集聚呈现出明显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有逐渐增强的趋势。(2)长三角高速铁路网建成后沿线城市市场区位均获得了提升,但提升幅度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性。长三角高速铁路网引致的非均衡时空收敛效应使高铁沿线城市市场区位等级发生了重构,加剧了大城市和小城市区位条件的不均衡。(3)高速铁路引致的空间效应每提高1%,高铁沿线城市服务业就业密度约提高0.3%-0.4%。
摘要:制造业结构趋同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是长时期困扰中国从"制造业大国"走向"制造业强国"的难题。文章利用2000-2014年中国30个省级地区制造业面板数据,从制造业结构差异角度,实证分析了资源优化配置中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博弈。全样本估计结果显示,国际市场开放与制造业结构差异之间存在U形关系,国际市场开放水平达到一定临界值以后,有利于制造业结构差异;国内市场开放优化了资源配置,与制造业结构差异之间呈显著正向关系;相反,地方政府投资扭曲了资源配置,阻碍了制造业结构差异。分地区估计结果显示,国内市场开放对东、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结构差异均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表现出较强的稳健性;而国际市场开放和地方政府投资的影响效应却呈现鲜明的空间差异。促进制造业结构差异化,东部地区市场力量明显优于政府力量,西部地区政府政策依赖性更加突出。深入而言,中国省区市场开放与地方政府投资的互动中,两者呈相悖效果,省区市场开放促进制造业结构差异的效力被地方政府投资不断地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