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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基于生态足迹核算方法和生态服务价值理论所确定的价格体系,在核算生态赤字及其价值并提出其价值补偿的环境税方案的基础上,将生态占用作为一种要素投入,构建绿色社会核算矩阵和环境税CGE模型,通过数值模拟比较分析了在5%、10%和30%的补偿强度下税收方案的环境效应、就业效应、增长效应、分配效应和贸易效应。模拟结果表明:(1)生态赤字税方案具有减少生态占用和增加就业的双重红利效应;(2)各部门的总产出和中间投入总体上下降,但名义GDP增长,绿色GDP增幅更大,而实际GDP则下降,表明税收政策会造成价格指数一定程度的上升;(3)政府税收收入因生态赤字补偿额度较大而增长较快,且增速高于劳动和资本要素报酬的增长,但居民收入和企业收入比重略有下降。基于我国资源与环境等税收在总税收中的比重,以及OECD国家的税制结构和变化趋势,文章最后建议生态赤字税的补偿性税率应低于5%。
摘要:农场动物福利不仅是伦理问题,还关乎食品安全。文章将农场动物福利纳入食品安全议题之内,考察了消费者的农场动物福利认知对其支付意愿及政策诉求的影响。研究表明,尽管当前我国消费者对农场动物福利认知还不充分,但仍有81.42%的消费者对农场动物福利存在一定的支付意愿,平均支付溢价达19.24%,消费者关于农场动物福利的认知对其农场动物福利支付意愿及政策诉求存在显著影响。这一结论表明,我国已存在通过市场激励手段或是政府规制手段改善农场动物福利,进而提升居民食品安全的基础条件。
摘要:文章构建了一个包含自然资源存量和劳动力结构因素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探索劳动力结构是否是引起'资源诅咒'或'资源福音'的一个原因。理论研究发现,在不同限制条件下,自然资源开发部门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对缓解'资源诅咒'效应而言始终是一个有利因素。实证研究进一步表明:从总体上讲,我国省域层面的'资源诅咒'现象是存在的,但在一定条件下并非没有逆转的可能,避免'资源诅咒'问题的发生,使丰裕的自然资源成为地区发展的'福音',关键在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因为资源开发部门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所起的作用有限;分地区讲,'资源诅咒'效应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存在差异,而劳动力结构的异质性主导着这种差异。
摘要:在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中,老人的居住模式选择及其福利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我国传统的与子女合住的居住模式真的能改善老人福利吗?文章以我国老人的膳食质量为例,基于我国独特的'双向反馈'代际关系,从'亲代需求'和'子代需求'两个方面来讨论亲子合住居住模式对老人福利的影响,并利用2009年与2011年中国居民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数据加以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与子女合住的居住模式非但没有改善反而降低了老人的平衡膳食得分,尤其在低龄老人、农村老人和女性老人中更为明显。(2)从影响渠道来看,亲子合住居住模式家庭中老人为满足子女的抚幼需求而无私地投入时间和精力,但老人的照料需求却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代际关系重心向下偏移是造成老人膳食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文章为不同居住模式下老人福利干预政策的制定和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实证依据。
摘要:开发区的高速增长到底是源自寻求'政策租'所导致的短期'虚假繁荣',还是通过集聚效应推动企业迅速成长而形成的长期表现?回答好这一问题,对于开发区政策的效果评价和进一步完善至关重要。然而,现有研究对此却语焉不详。文章在识别开发区企业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开发区对企业进入、退出和成长的作用,以及开发区增长效应的可持续性,揭示了开发区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研究发现:(1)开发区会吸引高效率企业进入,并降低开发区内企业的退出风险,从而使得开发区内净进入企业数目显著增加,这意味着开发区政策是吸引企业入驻并加强集聚经济的重要因素;(2)开发区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就业增长、生产率增长和销售增长,这表明开发区政策和集聚经济的增长效应十分明显;(3)企业'入驻'开发区初期,'政策租'带来了短期的快速增长,而开发区内自我加强的集聚经济对企业成长具有长期的促进作用,这说明开发区的增长效应具有可持续性。文章肯定了开发区实践对企业动态成长的长期积极影响,这不仅为开发区政策绩效的评估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认识,而且也为开发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提供了重要启示。
摘要:文章使用手工收集和整理的2001-2013年我国上市公司设置分支机构的数据,考察了地区劳动力市场比较优势与上市公司跨区域资本配置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劳动保护在上述关系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获取劳动力市场比较优势是上市公司跨区域资本配置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表现为上市公司更可能到劳动力资源丰富和劳动成本低的地区设置分支机构;(2)与上市公司注册地相比,一个地区的劳动力市场比较优势越明显,上市公司到该地区设置分支机构的可能性越大;(3)加强劳动保护强化了上市公司的上述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民营性质和劳动密集度较高的上市公司中,为了获取劳动力市场比较优势,企业跨区域配置资本的可能性较大,劳动保护对上述关系的强化作用也较明显。
摘要:文章基于2015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从大概念的普惠金融角度,用渗透度、使用度和效用度衡量普惠金融,用政策扶持、基层工作和基础设施衡量政府作为,分析了政府作为对普惠金融的影响及地区差异。研究发现,东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最好,西部农村政府最有作为;普惠金融的核心应是提高金融服务的使用度,尤其是银行业务的使用度;有为政府应是全方位有所作为;政府的积极作为能显著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但以带门槛补贴为主的政策扶持并不有效,应慎用;在普惠金融发展中,西部地区政府应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并提高政策扶持力度,东中部地区政府则应夯实基层工作。
摘要:送转和定向增发是A股市场上常见的两种公司行为。文章旨在从市值管理的视角,揭示上市企业送转与定向增发的内在关联及其经济逻辑。研究发现:(1)定向增发企业送转的比例与规模显著高于配对的未增发企业,而且两者的差异在增发后显著大于增发前;(2)在有外部机构投资者参与的定向增发中,企业送转的比例与规模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的定向增发;(3)企业送转行为会显著影响增发折价,增发后送转企业的增发折价显著低于增发前送转(从未送转)的企业。文章研究表明,送转是A股市场上定向增发企业广为使用的一种市值管理手段,送转的规模与时机是企业与外部投资者理性博弈的结果。文章的研究不仅从市值管理角度为我国资本市场上频频出现的上市公司高送转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而且对于监管层制定与送转和定向增发相关的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摘要:文章基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对信息披露、存款保险制度与系统性风险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使用2006-2014年24个国家137家上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发现,提高银行的信息披露程度,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和存款保险缴费费率,引导其减小银行间资产的相关性,从而降低系统性风险;存款保险的金融稳定效应不明显,提高信息披露程度有效缓解了存款保险制度的道德风险,两者在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方面存在协同效应。设计合理的存款保险制度、经验丰富的监管当局和严格的监管体系有助于发挥市场约束作用,限制存款保险的道德风险,从而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在我国正式实施存款保险制度的背景下,监管部门应加强银行信息披露和优化存款保险设计,以更好地防范我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摘要: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未来我国经济工作的主要内容。在此背景下,作为我国金融部门主体的银行业应如何支持实体经济的供给侧改革,真正实现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问题值得关注。文章利用我国工业企业数据探讨银行业结构如何推动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研究结果表明:中小银行的发展可以改善信贷配置结构进而有效地降低行业资源的错配程度,提高行业生产率。中小银行的发展不仅可以提高'僵尸企业'的生存风险,迫使其退出市场,还可以缓解高效率企业生产扩张所面临的融资约束,促进高效率企业成长。因此,银行业结构的优化有利于信贷资源的优化配置,对化解'僵尸企业'难题、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关于开放条件下FDI环境效应的研究,关系到中国绿色发展的可持续性。文章基于Copeland-Taylor模型,将环境规制内生化于模型之中,分解并考察了FDI对本地环境质量的异质性影响。理论分析表明:(1)FDI对本地环境质量的影响可以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收入效应;(2)FDI对环境质量改善的技术效应和收入效应为正,而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为负,且理论上存在FDI改善环境质量的门槛值。进一步地,文章选取二氧化硫浓度而非以往文献常用的污染物排放量表征城市环境质量,在地级市层面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1)现阶段FDI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收入效应总体上改善了中国的环境质量;(2)FDI对环境的改善效果存在门槛值,即当FDI比重超过0.12时,FDI的增加将导致环境质量的恶化。文章为当前我国如何有效地发挥FDI的改善环境作用以及制定更为灵活的引资政策和差异化的环境政策提供了启示。
摘要:文章考察了2008年前后宏观经济剧烈波动的环境下,我国企业为实现预期高管薪酬而实施的盈余管理策略变化情况。基于2003-2014年499家A股公司平衡面板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在金融危机前,企业应计盈余管理显著提升了高管薪酬,而真实盈余管理则明显抑制了高管薪酬增长。在金融危机后,企业应计盈余管理对高管薪酬的提升作用减弱,真实盈余管理对高管薪酬的阻滞作用也减弱。其中,私营企业高管薪酬对两种盈余管理敏感性的减弱程度最大,地方国企次之,中央国企最小。进一步研究发现,私营企业在金融危机后即转变了盈余管理策略,而国有企业则在国家经济刺激政策完全退出后才出现这一变化。文章结果表明,宏观经济不景气降低了企业高管维持高薪的预期,从而刺激他们采取更具风险的盈余管理策略,这为企业中长期发展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