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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在四川、重庆、江西三省2013年和2015年农户链式融资准实验的基础上,基于大样本农户两期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和基于倾向得分的倍差匹配法对"基期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参与和使用链式融资模式下的减贫效果"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产业链式融资对农户减贫的效果整体较好,贫困农户参与产业扶贫的比例高于非贫困户,且从链式融资中得到的益贫效果也表现出边际收入递减的现象。(2)与农户直接向金融机构融资相比,农户在产业扶贫的基础上进行链式融资的减贫效果更好。其中采用"金融机构信贷→龙头企业(产业支撑)→农户"和"金融机构→专业合作社(产业服务)→农户"模式对基期贫困户和非贫困户都存在显著的益贫效果;"资金互助社→农户"模式主要对非贫困户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而"商业性金融机构→农户"模式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减贫效果都不明显。
摘要:合作既是实验经济学关注的焦点,更是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文章基于交流可以显著改善社会合作机制这一假设为研究出发点,以双重公共品自愿捐献为基础,通过对交流范围和频率的调整来检验交流机制效果的稳健性,并考察了交流机制的作用途径。研究发现:(1)交流机制运行的效果受条件限制。异质禀赋者之间的开放式交流可以促进合作,但同质禀赋者内部的封闭式交流则会破坏合作。(2)重复交流比一次性交流可以更好地促进社会合作。(3)没有任何一个因素可以单独解释在交流机制下合作水平的变化。文章的实验研究实际上给出了交流机制促进社会合作的前提条件——交流机制必须是开放式的,且最好是可持续的。
摘要:环境管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热议的主题。在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地方政府,能否有效执行国家环境政策和激励辖区企业绿色工艺创新,直接关乎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和环境治理效果。文章基于环境管制理论与技术创新理论,使用我国30个省级地区2000—2013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治理在环境管制对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影响中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治理与环境管制显著影响着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地方政府的综合治理质量与知识产权保护和对生产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水平,在环境管制对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影响中存在显著正向调节作用。这表明,面对我国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客观现实,并举地方政府治理质量提升与环境管制政策制定,对促进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世界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推出了"知识银行"战略,这一战略为其后来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的和平崛起过程中,中国之于世界,不仅需要有自身的经济贡献,更应该有自身的文化(或知识)贡献,而"知识银行"战略及其发展能为中国提供这样的经验。文章主要从经济史的视角,试图对"知识银行"战略的推出背景、发展历程、工作机制、影响和实质进行一个系统的探讨。研究表明:(1)"知识银行"战略推出的背景是"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和"知识经济"的兴起;(2)"知识银行"战略主要通过组织机构建设、话语体系构建、知识成果、金融贷款支持和高层培训等五大机制来共同推进与实施;(3)"知识银行"战略具有两面性:表面上是为传播公共知识,实质上是为"范式维护"和意识形态输出。进一步地,将"知识银行"战略与当下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反思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1)辩证地看待来自"外面"的声音,审慎地对待西方理论,并加大自身的理论创新;(2)着力提升中国在全球性"知识供给机构"中的话语权;(3)中国的国际性金融机构也需要提升自身知识产品的输出和服务能力。在中国的资本和文化逐步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世界银行的"知识银行"战略及其发展或许能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和提升国际话语权提供一定的启示。
摘要:文章通过研究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美联合),发现国有企业民营化后,接手国有企业的民营企业仍能以较低的利率获得持续稳定的银行贷款,这种融资惯性使企业可以通过高额负债实现资产的迅速扩张。同时,由于民营化并没有改变控股股东的控制权收益,接手国有企业的大股东有强烈的动机通过关联方交易来掏空其利用融资惯性而加速积累的资产,并可以进一步利用破产重组和股权分置改革中的漏洞,逃脱大额银行贷款的约束而金蝉脱壳,从而导致国有资产加倍流失。可见,民营化的真实动机是影响民营化效率的根本因素,控制权与剩余所有权的分离是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直接原因,而国有资本管理、金融企业贷款管理、上市公司交易监管等方面的缺陷则为民营化后国有资产的加倍流失提供了机会。文章开拓性地研究了控制权收益的具体来源,融资惯性增加了民营化后控股股东的控制权收益,是导致国有资产被加倍掏空的隐蔽渠道。因此,完善金融机构的贷款制度并加强对上市公司掏空行为的监管和惩戒,是避免"国退民进"中利用融资惯性掏空国有资产的基础。
摘要:文章采用最大熵方法估计了2007-2013年我国银行同业网络,在区分债权银行和债务银行的前提下,以网络联系强度为权重计算了各银行同业业务对手的总风险,进而考察了同业业务对手总风险对自身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务银行风险对债权银行风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债权银行风险对债务银行风险无显著影响,说明同业网络中存在由债务银行向债权银行的风险传染。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杠杆率高、同业资产占比高、同业资产集中度高的银行更容易受到传染。文章的研究提供了我国银行同业业务引致风险传染的证据,而且对于增强银行抵御风险传染的能力、防范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要:文章基于我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0-2013年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GMM、门槛面板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等计量方法,实证研究了城市规模和产业结构对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协同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与城市规模之间呈倒U形关系,与二产/三产增加值之比也呈现倒U形关系;(2)城市"规模红利"的发挥受制于产业结构,而产业结构的"结构红利"大小也受城市规模的影响。文章据此提出:虽然少数中国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已经初步出现规模不经济迹象,但绝大多数中等城市规模仍偏小,"规模红利"还有待进一步开发,同时绝大多数城市还未充分发挥第二产业的潜力,不宜过早"去工业化"。文章据此对中国城市发展战略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即要用更加市场化的手段鼓励城市规模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
摘要:关注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波特假说越来越受到我国政府和学者的重视。文章将地理位置纳入波特假说的分析框架中,从融资约束和市场需求的角度考察了不同地理位置的公司在环境规制下的创新转型行为。研究发现,环境规制越严厉,越有助于提升污染企业的创新投入水平,进而促进企业转型;与地处中心城市的企业相比,处于偏远地理位置的企业创新投入水平较低,环境规制对偏远地区企业创新转型的积极作用较弱。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通过政府财政补贴的方式可以缓解偏远地区企业的融资约束和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促使其在环境规制背景下顺利实现创新转型。文章的研究有助于深刻认识全面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战略所面临的阻力,而且为我国的"城市圈"扩容建设以及财政补贴资金向偏远地区倾斜提供了微观证据支持。
摘要: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而现有文献缺乏非正式制度对不同制度依赖性行业异质性影响的研究。文章主要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利用行业的资产专用性和产品复杂度来衡量制度依赖度,从TFP和出口两方面来衡量比较优势,分析了诚信环境对于产业比较优势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诚信环境的改善对于制度依赖性较高行业的比较优势的促进作用更强,并且这一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在控制了正式制度的影响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即除了正式制度外,诚信环境可以独立地发挥保障交易顺利进行的作用。进一步地,我们分析了诚信环境这一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对产业比较优势影响的关系,结果发现,二者之间呈显著的互补性关系,这表明二者对产业比较优势的影响是相互强化的。因此,随着诚信环境的改善,制度依赖性较高的行业更具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将可能成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动力之一。
摘要:资源错配突出表现为企业间持续而显著的生产率差异,这一现象在中国制造业中尤其明显。文章基于中国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性的典型事实,研究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间生产率差异的影响机理。在放松了经典模型关于企业进入与退出某一行业是外生的基本假设后,新的理论分析揭示:扭曲的要素价格影响了企业的生产行为及其进入与退出决策,降低了市场均衡时生产率分布的临界值,从而使得低效率的企业得以继续存活,造成优胜劣汰的市场选择机制部分失灵,最终导致企业间生产率差异的扩大。进一步地,文章基于中国市场化指数估算了行业要素的价格扭曲程度,并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企业数据检验要素市场扭曲与企业间生产率差异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要素市场扭曲指数每减少1%可以使得企业间生产率差异降低0.46%。文章对于我国当前如何矫正要素市场扭曲,并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要素价格机制,从而促进企业间的有效竞争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摘要:既有研究发现企业R&D投入的回报不高甚至为负,这与R&D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的直觉背道而驰。其原因在于传统以知识资本模型为基础的研究,其估计的是平均R&D投入回报,平滑掉了R&D投入回报的企业异质性。文章建立了结构估计模型正式处理了R&D投入回报的不确定性、非线性以及企业异质性。与既有结构模型的区别在于,文章在模型中考虑了溢价的企业异质性,并明确处理了影响企业需求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R&D投入的回报确实是不确定的和非线性的,从而具有十分明显的企业异质性;个别企业的R&D投入回报甚至可以高出平均回报数倍,这足以为企业提供很强的R&D投入激励。R&D投入回报的企业异质性是理解平均意义上R&D投入回报较低与宏观层面R&D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的现实并存的钥匙。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R&D投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率改善,能够成为新常态下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力量。
摘要:近年来,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社会知名人士取得境外居留权的行为成为媒体和公众热议的话题,其中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境外居留权是否会为企业的避税行为创造便利?针对这一现实问题,文章分析了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境外居留权对企业税收决策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一方面,境外居留权可能给企业实际控制人从事不合法或不合规的行为提供了“保护伞”,这会使得该类企业更有可能从事避税活动;另一方面,实际控制人具有境外居留权的企业也有可能面临更严格的监管,其税收规避活动更易被发现,从而也有可能会更少地从事避税活动。实证结果显示,当民营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拥有境外居留权时,企业的避税程度显著降低了。这支持了第二种理论路径的预期。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当实际控制人拥有上市公司的现金流权比重较高时,境外居留权与企业避税的负相关关系会被显著弱化。这是因为实际控制人的现金流权越大,其从企业节税收益中获得的比重也就越大,从而使得企业具有越强的避税动机。文章补充和拓展了当前关于企业高管(董事特征)影响企业决策的研究文献,对税务部门的相关税收征管工作也有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