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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的代际流动性研究并没有对代际流动性的短期值和长期值作有效区分,也未考虑人力资本形成中的不确定性,因而“代际流动性越高则不平等程度越低”这一分析结论并未在中国的现实中呈现。文章据此通过构建一个代际交叠模型比较分析了公共教育体制和市场教育体制下的代际流动性。模型动态分析发现:(1)公共教育体制下的不平等程度的长期值比市场教育体制下更低。(2)代际流动性短期值的升高并不总是伴随着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当社会受到某种剧烈冲击时可能发生两者同升同降的情况。(3)政府进行激进式的教育体制改革会使人力资本收敛速率发生跃升,并且使不平等程度的短期值和长期值都增大,而代际流动性则会在突降后在逐渐收敛到新的更低的稳态值。(4)人力资本积累不确定性参数值反映了个体不可观测的技能或先天禀赋,是影响代际流动性和不平等程度的重要因素。不确定性的突然上升会使不平等程度的短期值迅速上升,并且会使不平等程度的长期值达到新的高位,虽然代际流动性短期值也会迅速上升,但依旧会逐渐收敛到以前的稳态值不变。文章的研究有益于厘清代际流动性与不平等程度的复杂关系,也能为相关实证研究提供参考。
摘要:文章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数据,首先运用有序probit模型的半参数估计方法检验高等教育对社会阶层的影响,其次采用最新发展的基于R^2的夏普里值方法测度高等教育对社会分层形成的贡献率,并从区域视角管窥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转型条件下高等教育受影响的演进趋势。结果显示:(1)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居民,确实拥有更高的社会阶层评估。但若剔除家庭背景带来的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差距,高等教育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能力明显弱化。基于R^2的夏普里值分解表明,高等教育变量的贡献率不到10%,撇去高等教育的代际传递效应后,净效应更低。(2)东部地区有微弱的证据显示高等教育带来的社会阶层提升效应正在展现。无论是从总贡献率还是分解后的直接贡献率看,东部地区的百分比贡献都要高于中西部地区。这说明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高等教育改善社会分层的效果有可能会强化。(3)影响社会分层差异最重要的因素为家庭过去的社会阶层,即社会阶层分布存在明显的代际传递现象。另外,个体特征及经济特征也是影响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文章研究显示,要进一步推进开放型社会阶层的形成,需要在构建市场化导向能力本位的新型社会流动体系制度框架下,确立更为公平的高等教育竞争机制及补偿机制。
摘要:文章基于延迟退休可能带来就业挤出和闲暇损失的现实背景,在动态一般均衡世代交叠模型框架下通过引入异质性消费者并根据中国经济校准主要参数,在控制延迟退休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冲击影响的基础上,模拟分析了延迟退休政策对企业职工福利水平的长期影响。研究分析表明:(1)无论是采用保持现有的缴费率不变的政策方式还是保持养老金待遇不变的政策方式,延迟退休均能提高城镇企业职工的社会福利水平——第一种政策会增加社会福利3.66%,第二种政策会增加社会福利1.1%;在保持养老保险缴费率不变的情况下,从长期看,延迟退休5年会使社会福利最大化。(2)最优的退休年龄与劳动力市场状态息息相关,如果当前就业形势严峻,最优退休年龄需要相应降低。
摘要:财政政策既要发挥内在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又要体现政府的政策意图,具有与“机会主义”策略一致的内涵。文章将“机会主义”策略融入财政政策规则,对我国财政政策对通胀和产出的调节是否表现出“机会主义”策略进行了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可以概括为:我国财政政策对通胀和经济增长目标值的关注表现出较强的时变性,且其对经济增长的调节依赖于对经济增速中间目标的偏离程度。当经济增速与中间目标的偏离位于区间[-0.95%,2.85%]内时,财政政策将发挥内生的自动稳定器功能,表现出较强的惰性;而当经济增速与其中间目标的偏离位于该区间外时,财政政策则表现出较强的活性,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调节作用。
摘要:房地产市场中存在大量的投资者,其市场行为会使房价出现大幅的波动,从而引起市场不稳定。文章在引入投资者异质性预期假设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房地产消费者、投资者、供给者在内的房地产市场均衡模型,分析了房地产市场中基本面型投资者和趋势型投资者的异质性行为对房价变动的影响,并利用上海和广州两个一线城市的实际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房地产市场中,两类投资者对于未来房价不同的预期以及投资行为会引起房价的变动;上海投资者的行为整体上会使上海的房价始终处于不断上涨的趋势中,而广州投资者的行为会随着投资策略的转变而使静态下的“整体上推动房价趋势型变化”转变为“整体上将房价‘拉回’基本面价格”;房地产市场中的投资者占比会显著影响房价的变动趋势,当基本面型投资者占比上升时,房价偏离度和房价变动率降低,而当这类投资者占比达到峰值时,房价会出现拐点;投资者之间的策略转换速度也会通过引起基本面型投资者占比的变化,引起房价的频繁波动,而且策略转换速度越快,房价波动越频繁。
摘要:掌握主权信用评级变动的市场影响及其传染机制,对于投资者、国家金融安全及政府采取应对措施来说都意义重大。文章采用事件研究法,以1990—2013年全球48个经济体发生的评级事件和每日股指收益率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事件国评级变动对非事件国股票市场的影响及其传染渠道,结果表明:(1)评级下调会对股票市场产生显著为负的超额收益,但评级上调产生的超额收益不显著;(2)股票市场可以提前预测评级下调事件,但不能预测评级上调事件;(3)季风效应对评级调整的市场传染有一定的解释力;(4)净传染效应基本不显著,这说明评级事件的市场传染应该有经济基础,而不是由投资者心理预期这类非基本面因素造成的;(5)溢出效应可以较好地解释评级的市场传染,是评级变动影响市场及传染的主要渠道。文章的结论深化了我们对评级调整如何影响股票市场及其传染渠道的认识,也为中国防范国外主权信用评级变动风险提供了有益启示。
摘要:文章利用我国逐步推出融资融券交易的自然实验机会,运用双重差分的研究设计,考察了卖空机制对股价反映负面消息效率的影响。文章以2007—2012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相对于非标的股票,融资融券标的股票在成为标的之后,其股价时市场的向下波动及时做出了调整,使得股价对市场正负向波动反应之间的不对称性显著降低,表明标的股票更加及时和充分地吸收了有关公司价值的负面信息;同时,相对于非标的股票,融资融券标的标的股票在成为标的之后,其股价暴跌风险显著降低。文章结果表明,我国股市推出融资融券交易后,卖空机制提高了市场对标的股票负面消息的定价效率。
摘要:土地价格市场化是中国要素价格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基于2007—2013年中国工业部门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工业用地相对价格变动对中国工业部门要素投入调整和技术进步偏向的影响。研究发现:短期内,东部地区工业用地相对价格上升抑制了工业用地需求,并诱致了非土地要素对工业用地的替代,但在全国层面和中西部地区并没有显著观察到土地要素相对价格变动的短期诱致替代效应;长期内,工业用地价格上升诱致了能源与物质资本节约型和知识资本使用型技术的使用,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特征仅在东部地区得到了显著支持,在全国层面和中西部地区都不显著,这与中国政府主导型的工业用地价格市场化改革特征密切相关。未来中国应以土地价格市场化改革为契机,重视土地价格杠杆对工业部门要素结构优化和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推动工业转型升级。
摘要:跨国技术授权作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已经受到理论界的关注。与以往的内部技术授权研究不同,文章构建了一个外国拥有技术的企业与东道国企业的空间数量歧视竞争模型,考察多期技术授权存在技术泄露、关税内生及空间竞争对外国拥有技术的企业的最优授权策略选择以及东道国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1)外国拥有技术的企业偏好双重收费方式,且固定收费方式优于特许权收费方式;(2)双重收费方式不能同时实现拥有技术的企业和社会福利的最优,但可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次优;(3)外国企业应该通过双重收费方式或固定收费方式进行技术授权,而东道国政府不应一味地提高关税水平,适当地降低进口关税有利于跨国技术授权的实现。文章的结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引进以及技术出口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摘要:文章基于动态权衡理论,以1999—2014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一“自然实验”条件,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对其融资决策中防御行为的影响,分离出激励和治理双重效应。研究发现:(1)股权激励有助于抑制高管融资决策中的防御行为,但这种效应只存在于民营企业中;(2)对于国有企业,只在股权分置改革后才观察到类似效果,而股改前高管在减少债务融资的同时,提高了股权激励水平,自我激励问题明显;(3)公司股权混合度越高,其在赋予高管股权激励上越谨慎,但在国有股比例较高的公司中,混合所有制改革显著提高了股权激励水平;(4)股权混合安排显著改进了股权激励契约在抑制高管防御行为方面的效率,这种效应在非国有股比例较高的公司中更强。
摘要:现有文献发现,官员特征(如官员的任期、异地交流、更替等)对地方经济增长和公司财务行为有重要影响,但是由于不易准确度量及缺少恰当的研究情境,对官员对制度压力的感知情况考察不足。作为外生的政策冲击,“中组部18号文”的颁布及施行提供了难得的研究机会。使用手工搜集的自“中组部18号文”以来的官员独董辞职数据,本文从制度压力感知的角度,考察了官员行政级别、公司产权性质和地区政治强度对官员独董辞职时间早晚的影响。研究发现:行政级别越高、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以及上市公司所属地区政治强度越大的官员独董,对制度压力的感知越深刻、越敏锐,辞职时间也就越早。可见,企业经营者需要深入思考政治关联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认清其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此外,文章还考察了外部治理环境对官员独董辞职行为特征的调节效应,并且发现,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有助于提升政策的执行效率。
摘要:文章着眼于与盈余管理有关的信息风险如何影响审计意见的发表,以2003-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为分析对象,研究发现操控性应计利润对业绩波动存在重要影响,而不像以往假定的那样不影响信息风险。依据这一结论,将与盈余管理有关的业绩波动部分定义为盈余管理信息风险,进而发现:当盈余管理信息风险越大时,上市公司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也越大,并且审计意见对盈余管理信息风险的敏感性显著大于对基本面信息风险的敏感性。这表明审计意见对信息风险来源的鉴证发挥了积极作用,其原因在于两类信息风险审计鉴证责任的实现方式不同。本文不仅首次提出并证实了盈余管理信息风险是甄别重大盈余管理的指标,从而在理论上拓展了信息风险与审计意见决定因素的研究,而且对于指导风险评估和投资决策具有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