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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投资潮涌和产能过剩是发展中国家在快速结构变迁过程中出现的重要现象。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通过剖析该现象文章构建了一个最优政府干预程度理论:首先,由于处于前沿内部,发展中经济体的结构变迁具有后发优势;其次,后发优势所蕴含的发展机会具有社会共识但信息不完全,从而会导致市场自身出现协调困难,进而使得市场主体面临投资潮涌而导致亏损的风险,从而对发展机会谨小慎微;最后,市场的谨小慎微则会导致对发展机会的利用不足,政府会实施积极的发展政策组合对市场的价格、成本与利润进行干预,以增强对市场的激励和放松约束,其结果虽然能使得发展机会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但与此同时也会导致更加严重的产能过剩。据此理论,文章主张发展政策不能够因噎废食,理性的做法是利害权衡,把握好最优的干预程度。
摘要:文章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研究了幸福函数,对比考察了货币因素中的消费与收入对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因素的具体数值以及相对变化对个人主观幸福感均具有显著影响,无论是消费还是收入的增加都能显著提升个人幸福感,而花钱比赚钱更有利于提升个人幸福感。由于家庭的初始货币因素存在差异,以及受环境适应惯性和棘轮效应影响,相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变动,个人幸福感对消费不平等的变动更加敏感;相对于就业样本,非就业样本对货币因素的变动更加敏感。"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迷",在收入分配与再分配过程中注重居民家庭相对地位的改善,引导理性消费,满足消费需求,考虑异质性,则有利于提升国民幸福。
摘要:文章基于央地财政关系协调失灵导致地方财政赤字扩张偏向的理论假设和现实背景,通过构建一个协调博弈理论模型,运用我国1995-2012年省级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GS2SLS和System GMM的回归分析,系统研究了"央地财政关系"对地方政府财政赤字扩张偏向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地方政府存在财政赤字决策的相互模仿行为,中央政府存在通过财政协调机制来协调地方政府的财政决策行为,但并不成功。这意味着我国"央地财政关系"确实存在协调失灵,进而导致地方政府财政赤字持续膨胀的经济现象。
摘要:合理地评估当前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是判断中国的出口优势与劣势以及提升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的重要依据。文章将出口技术复杂度和国内增加值率结合起来,构建了同时具有产品属性和增加值属性的国际分工地位新指标,并基于投入产出框架构建了理解国际分工地位差异的理论模型,进而对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进行了再评估。结果表明:(1)考虑服务业出口后,目前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处于最为落后的经济体行列,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分工地位普遍不高,发达经济体和资源丰富的经济体拥有较高的国际分工地位。(2)1995-2009年中国与美国、印度和巴西之间的分工地位差距有所扩大,与德国之间的分工地位差距比较稳定,而与日本之间的分工地位差距则有所缩小。(3)结构分解的分析显示,中国国际分工地位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出口结构问题,即服务业出口比重过低,而国内增加值率的降低也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4)中国国际分工地位指数的变动主要源于产业属性效应和国内增加值效应,而出口结构效应的影响则较低。因此,调整出口结构和提升国内增加值率是中国未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两种重要方式。
摘要:城市郊区化是国内外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伴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中国的城市郊区化问题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FDI作为各个地方旧城改造和新区开发的重要力量,其对中国城市空间的形态塑造作用却被忽视了。文章基于单中心城市模型的理论假设,将FDI因素纳入分析城市郊区化的框架,通过全球夜间灯光数据、Landscan人口分布数据和中国行政区域矢量数据构造了中国城市市辖区层面的郊区化指数和蔓延指数,并利用2003-2013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面板数据检验了FDI对城市郊区化的影响。研究表明:(1)FDI是促进我国城市郊区化的关键因素,FDI占GDP的比重每提高1%,我国城市郊区化的水平会相应地提高0.1%;(2)由于FDI在我国存在区域分布的不平衡性,因此其对不同区域的城市郊区化的促进作用有所差异,外资进入显著地促进了东部地区的城市郊区化发展,但外资进入对中西部地区的城市郊区化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各地方政府应格外关注FDI可能带来的城市低密度蔓延现象,并检视自身的城市发展战略。
摘要: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认为引入政策性担保机构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有效方法。文章首先构建了政策性担保、银行和中小企业的三方理论模型,并创新性地通过期权组合策略来解决风险收益匹配问题,同时利用数值模拟方法,从情景分析和盈亏平衡点测算等方面对政策性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进行了可行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政策性担保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是可行的;此外,文章还发现:在担保行业市场化的条件下,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相比现行约束条件下的情形有了显著降低。文章认为:在加快推进担保行业市场化导向的基础上,基于期权组合机制下的政策性担保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可行方法。
摘要:择时动机是大股东决策和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股权质押行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透明的研究视角。文章以大股东决策中可能存在的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双重择时动机为考察对象,研究发现:大股东的股权质押意愿和质押规模与股票错误定价显著正相关,即上市公司股价被高估会推动大股东股权质押;相对于信贷紧缩时期,大股东在信贷宽松时期更愿意进行股权质押,且质押规模更大;股票错误定价和信贷政策会同时影响大股东的股权质押意愿和规模。文章结果表明,大股东股权质押存在对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的双重择时动机。文章的研究结论拓展了关于市场择时和股权质押的研究文献,而且有助于深化对大股东决策动机以及大股东股权质押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的理解。
摘要:中共"十八大"以来,如何理解市场准入的行政审批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成为当前理论界的热点。与以往的实证研究不同,文章使用主流经济学模型(动态的创新竞争模型)对行政审批制度进行模型化的尝试,并深入分析该制度的具体经济绩效及其作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1)垄断性行业的生命周期比竞争性行业长,因此,若不能破除垄断,那么在垄断性行业淘汰落后产能是相对有效的产业政策。2)垄断性行业会带来更高的价格,并使在位企业获得更多经济利润,因此价格和利润规制是政府管理垄断性行业的必要工具。3)由于行政性准入壁垒挤出了消费者剩余,行业监管部门应该从企业所获得的垄断租金中征收额外的福利税,构建起向消费者进行转移支付的政策体系。4)垄断性行业会抑制行业内部的技术进步,因此需要监管部门实施创新激励。
摘要:调控政策对房价的反应、立场和影响效应是政府政策设计的重要依据,2007年底金融危机爆发后,调控政策和房价波动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文章以2008年为界,构建了三个房价和政策变量的月度时间序列样本:1998-2007年、2008-2014年和1998-2014年,在此基础上,对2008年前后调控政策的反应、立场和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实际贷款利率和货币供应量在2008年前后对目标变量的反应是交错变化的,货币供应量对房价的反应与假定相反,货币政策并未对房价做出充分反应,而财政和土地政策表现出了较好的反应结果。(2)货币供应量对房价波动的影响最大,是房价持续上涨的重要原因,2008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非常显著,脉冲响应分析发现利率只能在短期内对房价产生负向影响,除土地政策外,货币和财政政策皆会在长期内对房价产生稳定影响。文章的研究为推进房价政策调控和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经验支持。
摘要:文章运用企业家宗教信仰的直接调查数据,考察了企业家的个人宗教信仰对企业投资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研发型投资,有宗教信仰的企业家偏好于风险相对较小的关系型投资;不同类型的宗教信仰对企业投资偏好具有不同的影响,笃信东方宗教的企业家相对于笃信西方宗教的企业家更加偏好于关系型投资;企业家的宗教信仰对投资偏好的影响因企业家是否具有政治身份而有所不同,相对于有政治身份的企业家,没有政治身份的企业家的宗教信仰会更加显著地正向影响关系型投资,表明政治身份可能会弱化宗教信仰在关系型投资中的作用。
摘要:文章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外部审计鉴证是否可以替代内部关系治理来提升供应商关系的价值创造效应。研究发现,紧密的供应商关系显著提升了公司的价值,同时也降低了企业对高质量审计鉴证服务的需求,但这种需求的降低并没有弱化供应商关系对公司价值的提升作用,说明内部关系治理与高质量审计鉴证服务存在替代效应。同时,随着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善,上述替代效应会减弱。文章为理解外部审计鉴证与以关系治理为主要特征的转型经济社会中的关系网络如何联合影响公司价值创造提供了更为直接的经验证据,从外部审计鉴证的视角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关系型交易影响公司价值的研究文献。
摘要:如何正确认识我国各区域低碳竞争力的影响因素以及政府力量在区域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对于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在马克思价值理论框架下构建了一个区域低碳竞争力模型,以此探讨导致中国区域低碳竞争力差异的影响机制,并利用2000-2012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其进行检验,重点考察了两种不同的政府环境治理模式影响区域低碳竞争力的绩效差异。研究表明:(1)区域低碳竞争力可分解为传统要素禀赋效应、政府治理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产业内部结构效应,其中,政府治理和技术进步对区域低碳竞争力具有正向影响,产业内部结构对区域低碳竞争力具有负向影响,而传统要素禀赋效应的影响方向并不确定,这取决于资本投入规模、人力资本及资本有机构成之间形成的动态互动关系。(2)由于政府的环保投资支持政策具有时滞性和累积性,因此基于行政监管的政府环境治理模式在控制生产性排放污染和提高区域低碳竞争力方面的绩效要略优于基于政府环保投资支持的环境治理模式。(3)政府环境治理在影响区域低碳竞争力方面的总体绩效要弱于传统要素和产业内部结构的影响。因此,"既加大投资治污力度,又加强环境管制"的双管齐下治理模式应该是各地方政府提高环境治理绩效、引导绿色发展的重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