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统筹医疗保险体系的财政承受能力研究
摘要：政府对医疗保险基金财政补贴的承受能力,是制约我国医疗保险体系统筹的重要因素之一.文章在对医疗保险基金收支进行预测的基础上,运用代际核算方法分析了我国统筹医疗保险对财政体系负担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如果整合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体系,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不会给政府财政造成太大压力.如果“城职保”、“城居保”和“新农合”完全统筹,“城居保”和“新农合”参保人员的缴费将大幅增加,会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如果“城居保”和“新农合”参保人员的待遇达到“城职保”水平,则“城居保”和“新农合”参保人员的缴费需要提高到676.8元,政府的负担才不会发生变化.因此,文章认为先统筹“城居保”和“新农合”是比较现实的选择,因为随着“城居保”和“新农合”参保人员缴费能力的上升,如果将“城居保”和“新农合”参保人员的缴费提高8倍左右,并把“城居保”和“新农合”参保人员的待遇提高到“城职保”水平也不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贸易开放、劳动力流动与城镇劳动者性别工资差距——来自1992-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摘要：贸易开放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的经济后果是非常复杂的,而收入不平等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现有关于贸易开放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文献大多着眼于总体收入不平等程度或技能工资差距,而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关注则不多.文章利用1992-2009年国家统计局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系统地考察了贸易开放对不同部门、不同技能水平的城镇劳动者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1）贸易开放对制造业的性别工资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分技能水平的分析结果显示,贸易开放对制造业中高技能劳动者的性别工资差距无显著影响,主要是拉大了低技能劳动者的性别工资差距;（3）贸易开放是通过影响劳动力流动和就业结构来影响性别工资差距的.因此,从保护女性的角度来说,政府应该通过提高女性的技能水平等政策措施来促进两性平等。劳动力流动、协同集聚与城市结构匹配
摘要：多产业协同集聚下,某类型劳动力迁入数量增加会引起该类行业生产率更大的提高.由此,当城市处于福利最大化就业结构状态时,至少有一类劳动力会因同行业劳动力规模扩大而更大程度地提升效用,这样,原有城市稳定的纳什均衡必然被破坏;这种“同行业效应”也强化了厂商因竞逐集群租而选址,加剧了劳动力向同行业主导的城市流动,经城市与人口双边选择而最终形成城市规模太大且结构不匹配.因此,传统城镇化的核心观点“人口自由流动必然形成最优的城市结构与规模,以及策略性产业政策壮大中小城市一定能够更多地吸纳就业人口”就会受到较大质疑.文章以最优城市结构是否一定符合完全专业化或完全多样化趋势为出发点,首次利用双边市场匹配理论,采取实验经济学和合作博弈方法研究中国劳动力流动和城镇化匹配问题,通过设计三种竞争性匹配机制模拟中国劳动力流动并展开系统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确实存在以产业集群为导向的城镇化战略运行态势,而这可能会引起城市纳什稳定均衡与帕累托最优结构的“二元冲突”。异质性风险偏好、市场摩擦与自贸区金融创新的消费和投资效应——基于Diamond世代交叠模型的理论分析
摘要：文章以个体跨期最优化行为为基础,从居民异质性风险偏好和市场摩擦视角考察了我国自贸区金融创新的消费、储蓄与投资效应,得出如下的结论：首先,中国自贸区的金融创新将引发境内外居民和投资者的储蓄和投资跨境“局部转移”或“全部转移”,其转移的规模和方向取决于内外资金融企业及市场的绝对和相对投融资效率.其次,自贸区的金融创新将有效提高社会中退休群体的消费水平,对年轻群体消费、储蓄和投资的影响则取决于代表性个体的异质性风险偏好：如果代表性个体是风险厌恶、风险中性和风险偏好的,则金融创新将使年轻群体的消费量增加、不变和减少,储蓄量和投资量减少、不变和增加,储蓄转化为资本积累的规模减少、不变和增加.最后,政府应依据内外资金融企业和市场的相对投融资效率来确定金融创新的速度、深度和时序,以减小金融创新的“转移效应”对实体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强烈冲击。差异化预期、政策调控与房价波动——基于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实证研究
摘要：文章在住房存量调整模型的基础上,基于住房供给方为理性预期、需求方为适应性预期的假设条件,建立了包含差异化预期和政策调控的住房市场均衡模型,然后以中国35个大中城市为样本,利用线性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预期和政策调控对房价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预期对房价波动具有显著影响,上一期房价增量的提升对本期房价增量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研究还表明,政府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对房价波动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当房价增幅放缓时,土地供应的放宽会拉升房价,反之则土地政策效果减弱.随着房价增幅的提升,货币政策对房价的作用增大.保障房政策对房价的影响随房价增幅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的动态变化而表现出三种不同的结果。媒体在资本市场中的角色：信息解释还是信息挖掘？
摘要：文章检验了中国资本市场中媒体跟踪报道的信息解释和信息挖掘作用.文章首先运用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主题模型度量了中国财经媒体对A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跟踪报道的信息挖掘和信息解释程度,并检验了两者的市场反应.结果显示,媒体跟踪报道的信息解释比信息挖掘更广泛地影响了A股市场投资者,从而导致了更加明显的市场反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媒体跟踪报道的及时性整体较高,并且市场对媒体负面报道内容（而不是正面报道内容）的及时性存在增量反应.这表明媒体普遍会选择主要体现其信息解释角色的快速报道方式,并且投资者认同媒体负面报道内容的及时性追求.上述结果表明,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媒体主要通过信息解释角色而不是信息挖掘角色来发挥信息中介作用,即媒体通过及时、较容易理解的信息报道来广泛影响A股市场投资者。地方政府干预与企业投资的同伴效应
摘要：文章以我国上市公司1999-2012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了我国企业当年新增投资是否会受到同地区不同行业企业平均新增投资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地方政府干预是否会增强上述的企业投资同伴效应.研究发现,同地区不同行业企业间投资的同伴效应是存在的,即企业当年新增投资会随同地区不同行业企业平均新增投资的增加而增加;同时,在地方政府干预较强的地区,在省委书记离任前三年,在每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两年,上述同伴效应更加显著.文章为地方政府干预影响所在地区企业投资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全球华人网络如何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摘要：在中国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布局过程中,制度与文化的交融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与东道国间的制度鸿沟可能是阻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现有研究虽已注意到正式制度在其中的作用,但缺乏对非正式制度与文化差异的关注.文章基于制度与文化视角,阐述了海外华人网络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机制,并基于全球195个国家或地区的华人分布数据和中国对全球132个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与存量数据,检验了海外华人网络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和影响途径.研究表明：（1）海外华人网络促进了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实现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在华人分布密集的地区更容易实现对外直接投资;（2）在海外华人越来越集中于高技能与OECD国家的背景下,高技能华人的网络与OECD国家的华人网络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明显;（3）从制度距离的角度来看,海外华人网络在与中国制度距离更远的国家与经济体中的影响更为明显,即海外华人网络能够弥合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而促使中国企业“走出去”.文章对当前我国“走出去”战略推进过程中如何利用好文化与非正式制度因素具有重要的启示。适宜制度对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摘要：导致要素配置扭曲的原因很多,而制度原因也是不可忽视的.从中国和其他转型国家的经验来看,市场化改革对转型国家的要素配置效率具有异质性影响.文章从适宜制度理论的视角来分析一国的制度偏离对其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并利用53个国家1995-2012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一国的制度偏离显著降低了要素配置效率,但随着要素配置效率的降低,制度偏离的边际效应递减;如果制度偏离降低一个单位,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大约会使TFP增长7.5％.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分析表明：中国的制度偏离对其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在21世纪初发生了转折,之后中国的制度偏离有了一定幅度的增加;中国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程滞后于适宜制度,并且制度偏离不断增大,对要素配置效率产生了双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加快市场化改革、降低制度偏离可以提高中国的要素配置效率,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动力。城镇化扭曲与服务业滞后：机理与实证研究
摘要：现有关于中国服务业滞后的研究多基于经济活动视角,未能充分重视社会结构方面的因素.文章从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两个方面分析了服务业滞后的现实依据,并基于城镇化扭曲视角,论证和分析了城镇化扭曲对服务业滞后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效应.研究指出：扭曲的城镇化会通过增加低技能的劳动力供给、扩大土地财政规模和降低城镇创新活力来加剧生产性服务业的滞后状况,通过增加低技能的劳动力供给、扩大土地财政规模和抑制城镇消费潜力来加剧生活性服务业的滞后状况.同时,全球价值链地位可以调节城镇化扭曲对生产性服务业滞后和生活性服务业滞后的影响效应.据此,文章从矫正城镇化扭曲入手,对如何推动服务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出了对策建议。城市服务业对工业发展是否具有溢出效应？
摘要：文章将服务业纳入工业生产函数,构建了动态两部门模型,以此为基础研究了不同地区、不同规模城市服务业发展的溢出效应,并将其分解为技术外溢效应和要素配置效应,进一步又采用了2003-2013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进行了经验检验.结果表明,就技术外溢效应而言,整体上城市服务业对工业发展具有正向技术外溢效应,中西部城市大于东部城市,中等规模城市大于大城市和小城市;就要素配置效应而言,整体上城市服务业发展具有负向要素配置效应,但大小城市均呈正向效应而中等规模城市则呈负向.最后,将服务业细分为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东部城市生活性服务业技术外溢效应大于中西部城市,而生产性服务业则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