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经济思想的价值逆转：养民抑或分利？
摘要：以养民范式作为理论参照系，先秦时期思想家提出了较为完备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经济思想，具有重要的养民政策价值。但在统治者利益与农民利益相冲突时，农村公共品供给效果必然背离养民价值，导致农村公共品供给经济思想发生价值逆转。其内在根源是统治者具有社会“思想主导权”优势，“大同”与“小康”模式奠定了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认识论基础，设计了统治者分利的政治逻辑；中国式“公私之辨”强调“公”的绝对权威，进一步消解了农民公共参与权，为农村公共利益狭隘化创造了条件；国家干预土地产权思想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为统治者及其人提供了分利资源。前瞻性信息缓解了信息不对称吗？
摘要：文章选取沪深两市2005—2009年953家公司共4765个样本，在控制了内生性后研究发现：从全样本看，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的前瞻性信息与信息不对称显著正相关，即由于受到管理者主观上故意虚假陈述和客观上预测误差的影响，前瞻性信息质量较低，并没有起到缓解管理者与外部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作用；然而在市场化进程较快的地区，由于虚假陈述动机受到一定抑制，前瞻性信息与信息不对称显著负相关；当公司处于生命周期成熟期时，前瞻性信息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在成长期，前瞻性信息与信息不对称显著正相关。家族所有权监督、董事席位控制与会计稳健性
摘要：文章以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了家族所有权监督和董事席位控制对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随着非CEO家族成员的持股比例和董事席位控制比例的上升，家族企业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下降，这种效应仅存在于创业者担任CEO的家族企业中；（2）与非创业型家族企业相比，创业型家族企业更偏好于通过家族所有权监督和董事席位控制机制来提高会计稳健性。文章为理解家族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客户重要性与审计质量关系研究：公司治理的调节作用
摘要：文章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及其主审事务所2007—2010年数据，考察了客户重要性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及其在不同公司治理环境下是否存在差异。研究发现，客户重要性与审计质量总体上正相关，但当公司治理水平较低时，两者呈显著负向关系。文章研究表明，客户重要性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会受到公司治理水平的影响，有效的公司治理能够缓解客户重要性对审计独立性的不利影响。二元劳动力结构与通货膨胀动态形成机制——基于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框架
摘要：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下，从事非农业劳务的劳动力供给具有二元特性，即农村居民既从事农业劳务又从事非农业劳务，而城镇居民一般仅从事非农业劳务。文章基于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构建了二元劳动力结构下的通货膨胀方程，并通过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相关关系后发现，城镇居民劳务收入变动是影响通货膨胀的显著正相关因素，但农村居民劳务收入变动与通货膨胀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也验证了刘易斯关于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工资水平决定的设想，这有益于深入理解中国通货膨胀的成本推动形成机制。被征农地增值分配的动态合作博弈研究——一个讨价还价理论的视角
摘要：文章基于政府、企业和农民三方利益主体在被征农地增值分配中的短、中、长期博弈关系，利用讨价还价理论和动态博弈模型，对农地改变用途后增值分配的公平与效率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文章首先在界定企业和农民的初始禀赋、风险偏好和效用函数的基础上，求解并对比了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下企业和农民的博弈均衡解及其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福利，然后进一步分析了政府采取功利主义和平等主义原则对企业和农民的讨价还价解的影响及其动态变化，最后对现有征地政策给出了相关建议。法律制度对财产性收入影响作用的城乡差异——基于布罗代尔钟罩的法经济学思考
摘要：法律体系可以直接和间接（通过影响产权）增进居民财产产生收入的能力。文章根据德索托的思想，全面分析了法律制度对财产性收入的作用及其受我国二元社会特征的影响，并据此得出我国财产性收入的城乡差异具有布罗代尔钟罩特征。文章还利用1997--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对上述理论分析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法律制度对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都很显著，但对农村居民的影响并不显著。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及滞后的影响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这一结论证明了健全的法律体系对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增长存在积极影响，但目前这一作用尚无法惠及农村居民。实体产业空心化导致发达国家的高主权杠杆？——基于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实证分析
摘要：为了探索本次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文章使用60个国家和地区2001～2010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虚拟变量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半参数面板数据模型对实体产业空心化程度与政府杠杆率之间的相关性和传导机制进行了计量检验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实体产业占GDP比重与政府杠杆率之间显著负相关，而这种负向作用主要通过影响实际GDP增长率、预算收入占GDP比重、失业率和经常项目余额占GDP比重进行传导，并且在面临金融危机时，这种影响会显著加强。文章最后结合研究结论和中国现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