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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中国文学的确立离不开“现代汉语”语言的确立,而语言的确立又不单涉及为“看”而生成的“书面语”形态的问题。学界对于晚清民初中国的“文学革新”的研究中,“听”的文学革命一直是一个几乎被完全忽略的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说在推进中国现代性的过程中,文学发挥了难以估量的核心功能的话,那么,以“听觉”作为媒介的文学传播就应当成为构成这一历史进程所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而且,在不断更新的技术手段的支持下,人们对文学所传达的“现代”意识的接受,事实上更多的不只是“看”,而主要是借助于“听”。据此而言,仅以“看”的文字文献为基础书写出来的文学史不能算是完整的文学史;忽略了“听觉”媒介在现代性演进过程中的巨大功能,也无法真正透视和理解中国现代性的实际境况及其本质特性。
摘要:武汉再度崛起,因此有必要研究武汉,提升武汉的文化软实力。武汉素以“码头文化”为人所知,但码头文化与革命历史的关系却少有研究。武汉的水文化、商业文化、文学传统与教育优势虽然经常为武汉的学者所论及,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宣传。本文试图通过对武汉文化综合实力的多角度回顾与研究,为武汉文化研讨拓展思路。同时,指出武汉文化的短板,思考进一步提升武汉城市文化的影响力的问题。
摘要:《新青年》创立了新文化,现代学术文化亦从此起步。启蒙主义政治性彰显了《新青年》学术文化的现代品质,政治文化批判代表着《新青年》学术文化的现代走向,国民性批判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写实主义的文学文化展现了《新青年》学术文化的现代建构。启蒙主义,科学至上;世界眼光,决疑精神;规范体系,逻辑理性;奠定了《新青年》在现代学术史上的特殊地位。
摘要:本文对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的一场鲁迅思想发展道路研究热进行了回顾与反思。认为这场研究热反映出中国鲁研界不从实际出发而从原则出发,以一些理论条文规范和印证鲁迅思想,值得认真反思。这种倾向实际上从1934年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之后就开始了,1948年对舒芜的《鲁迅的中国与鲁迅的道路》的批判更加强了此倾向,1956年10月19日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大会上茅盾的主题报告《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则把鲁迅思想发展道路的阐释完全政治化。作者认为这是不符合鲁迅本人思想的。从这场研究热中得出的教训是:我们研究鲁迅和其他历史人物,应该从全面、系统地掌握人物本身客观真实的实际出发,从中得出人物本身既有的而非外在强加的结论。离开这个原则,背道而驰,只可能越用力离真理和客观实际越远,是永远做不出任何学问的。
摘要:人道主义是鲁迅与列·托尔斯泰的思想特质。基于对本民族和人类的爱,两位大文豪都把思想意识聚焦在人的存在、发展和前途命运上,体现了一种人道主义的大爱理念和精神。列·托尔斯泰将人道主义与他的宗教信仰紧密结合在一起,将人道主义融入宗教信念之中,以彻底否定暴力的方式,建构起“托尔斯泰主义”,并展示出宗教与人道主义思想共同宣扬的“博爱”和“宽容”精神。鲁迅则始终把思想聚焦在“人”的层面上,把重点放在对人的根性的审视之上,思考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何提升人的素质,建立新型的人格等有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并由此提出“立人”的思想,致力于追求人的解放,特别是人的个性解放和精神解放的目标。无疑,两位大文豪的思想在人道主义理念和精神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摘要:《庄子》文献是一个现代以来异议纷呈的论题,迄无定论。作者纵览概述各种研究结论,自出裁断,并就内篇文献作出较新的辨析,认为《庄子》分篇编纂出自淮南王刘安与其门客,确定内篇篇名非庄子本人所命,很可能系淮南王刘安所定,并不适当,因此为内篇全部重新标题,述其根据。
摘要:托马斯·曼被认为是最德国化的一个作家,他诸多作品都在思考一个核心话题:德国性。在早期作品《布登勃洛克一家》中,托马斯·曼结合西方浪漫主义中疾病隐喻化的传统,对19世纪德国市民社会做出“病理学”意义分析,通过布登勃洛克家族四代人不同人生际遇,梳理出疾病的隐喻,艺术与疾病的正向关系,以及与商业社会的反向关系。最后通过这个家族异化的“病理”循环,表现疾病背后美学指向带来的疯狂与虚无,呈现出托马斯·曼对德国“社会病”的独特思考。
摘要:孔子一生主要是教育上等人,其平民教育思想和实践比较复杂。孔子认为平民道德教育应主要通过教育上等人,提高上等人的道德水平,进而影响平民,提高平民的道德水平。这一思想至今仍有其合理处。而在文化知识教育上,他认为平民“下愚”,而且“困而不学”,根本不堪教育,因此完全无法提高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孔子的教育实践也是如此,他的授业弟子中没有一位是平民,社会弟子也基本上都是上等人。过去学术界一直认为孔子有全民教育思想,这一论断恐怕要重新审视。我们认为,孔子至少没有平民文化教育思想。
摘要:黄侃(1886—1935)承继清代朴学的研究成果,为审音派古音学之集大成者。然而,当代音韵学者对于黄侃古音学说却有正反两极的评价,其中缘由颇值得玩味。本文采“学术思想史”路径,观察黄侃古音学之建构及其与当代学术思潮之间的互动,冀望藉此阐述黄侃的古音学思想,诠释不同接受者依据何种学术思想来评断黄侃古音学,并且重新估量黄侃古音学在当代学术转型过程中可能蕴含的意义与价值。
摘要:黄侃先生《声韵略说》主张研究古音要从文献中寻找各类线索,一字或有数音。这对当前的上古音研究具有指导意义。汉字不是表音文字,上古音的信息只有依靠字与字之间的关系辗转确定;但一定要坚守词的视角,在同一词的前提下,考察字与字的替代关系。文字有独立于语言之外的发展和使用规律,在有些文献中,同一字形兼指读音相远的词,必然导致一字多音。这显然与复声母无关。高本汉、雅洪托夫、白一平等人的学说,经不起汉语文献的检验。黄侃等老一辈学者根植于汉语文献而提出的解释汉语的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摘要:本文以地名“长坂坡”为出发点,利用历史文献对“当阳之长坂”中的地名“长坂”演变为“长坂坡”的过程和缘由进行了探究。在探究过程中,首先对坡义地名词“坂”与“阪”进行考释,进而从不同语言角度对坡义地名词“坂”进行了逐一分析。坡义地名词“坂”在汉语方言、域外语言中均有分布,并与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相关词语互为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