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研究之路
摘要：我在进入中国新文学学习之初，因为台湾客观环境的局限，对很多作家并不了解。比如说，沈从文在当时是一个不熟悉的名字，鲁迅等等虽然听过，但从来没有仔细阅读或是理解。市面上所流通的所谓五四文学传统，除了大家现在可以谈论的胡适之外，无非就是徐志摩和郁达夫。理由非常简单，徐志摩1931年飞机失事过世，郁达夫1945年过世，因此过世的作家们可以安全地进入五四传统。除此之外，英雄与杂种：莫言的山东家族罗曼史
摘要：作者以《红高粱家族》与《丰乳肥臀》为研究对象,从地方史与家族史切入,阐释历史与官方叙事是如何被解构和重绘的.在《红高粱家族》中,时间叙事被具有超常感受力的微观叙事打破,历史成为一个不断增补、被主观修饰的过程,事实也因此在主观与客观之间摇摆不定.通过去政治化的书写,历史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莫言塑造了全新的杂种“英雄”形象.《丰乳肥臀》以家族罗曼史与民族历史相融合的书写方式,对革命的宏大叙事进行了解构,重绘了一种微观历史,一群杂种英雄走上舞台中心.由是,莫言刷新了历史书写的无限性.西方视野下的莫言
摘要：莫言以其独特的个人风格与审美原则,力图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寻找落脚点.葛浩文的译介增强了其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红高粱家族》的叙述具有史诗般的时间跨度,但却没遵循了时间的顺序,以呈现真实世界的连续性与复杂性,与进而颠覆了历史即真实这一概念,削弱读者对叙述者的完全信任,让读者参与到将历史变为传说的过程中来.《天堂蒜薹之歌》既展现了莫言对意识形态和改革运动的深刻见解,同时对人性的贪婪与堕落进行了刻画,却不乏希望.《酒国》喜剧风格明显,大量运用了自我指涉与戏仿的反讽手法,是对鲁迅“救救孩子”寓言的复杂化.莫言通过对文学创作手法的不断创新,提升了中国与世界文学的审美水准.海派散文的都市语境
摘要：与周作人在《雨天的书·自序一》中勾勒的典型的五四式的“闲话”情境不同,30年代的海派散文营造的是一种都市化的“荼话”情境.章衣萍主持的《文艺茶话》以及《申报》上的专栏《咖啡座》都体现了这种海派散文创作的原发性语境,同时也要求一种与之适应的阅读情境.海派散文也由此与大都会的气质构成了同一的关系,都会滋养了海派小品,而海派散文也描摹了都市.都市的繁复性、日常性、先锋性、刺激性……都构成了海派散文的主体内容.而在表象上,海派散文则表现了作家们都市体验的复杂性甚至悖论性.“右派”作家伤痕小说的“忠诚格式塔”
摘要：“右派”作家群是新时期初期伤痕反思文学潮中独特的一群.从创作心理上来说,他们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一种“格式塔”陷阱,本能地进行着连接“中断”人生的创作.在完形的过程中,通过多种方式将将苦难和负面意义转换为“光荣”和正面意义;在这种“完形”话语中,掩藏着他们的理性的叙述策略和狡黠的政治智慧.民间大复仇理念的现代转换——以“样板戏”改编为例
摘要：民间伦理中渗透着儒家观念的大复仇价值理念,为古代文学的复仇主题提供了开阔的表现空间,又在1960年代的革命历史题材的“样板戏”改编中,通过向政治原则与革命伦理的现代置换,为以“阶级”这一现代性概念为向度的复仇叙事提供了伦理依据和正义性逻辑.古老的民间复仇原型潜隐于“阶级解放”的现代剧情结构中并被反复演绎,以促成意识形态功能的顺利实现.《聊斋志异》注释中的地名辨析
摘要：《聊斋志异》中涉及有关地名众多,虽为说部之书,却大都有据可查,并非子虚乌有.今人注释《聊斋志异》不当掉以轻心,否则就会令读者莫名其妙甚至有损于对故事情节的深入体味.本文以笔者所见《聊斋志异》两种全注本与诸多选注本为基础,分三种情况加以辨析,或略补当下诸注本之阙遗,或就有关地名注释提出商榷意见,或指出作者蒲松龄对于相关地名的可能误书之处,以就正于读者.《西厢记》：一个文本的复杂身世与多重面相
摘要：唐代元稹《莺莺传》中的莺莺其真实身份曾被解读为青楼女子,金代董解元作《西厢记》诸宫调,骨子里也是把莺莺作为青楼女子看待的.《红楼梦》宝黛眼中的《西厢记》,与明代中篇传奇小说“才子佳人”眼中的《西厢记》,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格调.明代中篇传奇小说聚焦于《西厢记》“密约偷期”的情节,把《西厢记》当做“才子”勾引“佳人”的媒介或催化剂,《西厢记》的“淫书”品格由此确定;《红楼梦》聚焦于《西厢记》“落红成阵”的意象和诗的意境,将它与青春凋谢的悲剧联系在一起,《西厢记》被成功地塑造为感情生活的经典.《西厢记》的复杂身世及其所呈现的多重面相,提示我们,读者的高下也会影响作品的品味,一个杰出的读者,其重要性可与作者相提并论.从“诗声俱郑”到“诗声俱正”——论刘勰《文心雕龙》的乐府文学观
摘要：刘勰《文心雕龙》于诗歌分列有《明诗》、《乐府》二篇,《明诗》篇偏于褒赞,《乐府》篇重在批评,两者之间形成了明显的观点差异.究其原因有三：一,乐府歌诗作为礼乐文明的一部分,传统儒家的礼乐观必然会对其起到规范作用,这导致了刘勰对汉代而下的乐府多所批评,诗声俱正的立场跃然而出;二,刘勰前后两篇意旨的不同,或许与《文心雕龙》的篇章结构安排有关,两者可能存在着结构与观点上的互补关系;三,汉魏以来的朝廷制乐和文人乐府创作这两者都存在着兼采新声的现象,特别是宋齐以来以休、鲍为主的创作风气,使得刘勰在《乐府》篇中于历代乐府多所贬斥,“诗声俱郑”的批评矛头直指当下,从音乐与文学双重层面对齐梁之际的文学生产提出批评.说“气象”
摘要：本文从“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的《人间词话》中,拈出“气象”二字为探其本：首先,梳理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心理本原的气与气象的关系,呈现出气象特定的文化含义,及其进入中国传统诗学本体建构的必然性.然后,考察了作为一种诗学观念的气象说的发生过程,揭示了气象说丰富的审美意蕴,及其在中国传统诗学本体建构中的重要地位.骈文与说理——以中古议论文为中心的考察
摘要：骈文是否适合说理,不可一概而论,需要深入议论文体制进行分析.中古议论文有两个主要传统：一、理论性论理之文;二、实用性议事之文.两个传统体制不同,与骈俪的结合方式也不同,回答骈文与说理的关系,需要对两个传统做综合的观察.现代汉语“语体词汇”刍论
摘要：本文提出“语体词汇”的概念,认为词汇是有语体属性的,不同的语体有不同的词汇,不同的词汇反映了不同语体的需要,所谓“语体词汇”就是“为表达某一语体的需要而产生或使用的词汇”.文章讨论了语体词汇的分类以及如何研究语体词汇等问题,介绍了冯胜利对语体分类的最新看法和仓石武四郎《岩波中国语辞典》根据“硬彪把词（义项）分为11级的语体标注方法,并以现代汉语书面正式语体的特有词汇及其来源为例进行了具体的探索.考“苕”
摘要：湖北、四川等地管红薯叫“苕”,湖北等地“苕”这个字还有“头脑胡涂,不明事理”的意思.本文试图论证：指红薯的“苕”是“山药”两个字的合音,原来指山药,后来引申出“红薯”的意思.“苕”指红薯以后,又引申出“头脑胡涂,不明事理”的意思.“骨董”考源
摘要：“骨董”是个受到古玩界、考古界及语言学界广泛关注的词,因为它的字面意思与它所指称的对象之间看不出有怎样的联系,所以自明代以来人们试图弄清这一问题,提出过各种各样的解释,但迄今莫衷一是.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穷源溯流,考明“骨董”的原义是“混杂”,“古代器物”义是由“杂乱旧物”义引申而来的.“毛道”杂考
摘要：“毛道”一词,中古佛典屡见,主要有两个意义：一是毛的顶端,与毛端同义;二是指儿童,在佛教文献里多与“凡夫”连文,很少独用.两个意义均可写作“毛头”,原因是译经者方言里“道、头”同音所致.“儿童”义的“毛道”,其语源来自于“髦”或“髦头”,又写作“毛头”.2013年12月19日武汉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学术沙龙纪要
摘要：2013年12月19日下午，文学院青年教师学术沙龙活动在人文馆举行。本次活动的主讲人是现当代文学教研室裴亮老师和对外汉语教研室阮桂君老师。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的修辞理校实践
摘要：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是《文心雕龙》研究的重要著作.该书立足文本语言,综合运用各种校勘方法,并结合《文心雕龙》骈文文体特色,直接或间接借用修辞原则辅助校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文献学价值.《校证》修辞理校实践主要着眼于骈文对偶特点、上下文语境、原著言语风格、篇章表达效果及避讳改字等方面.《中华大典·音韵分典》介绍
摘要：《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音韵分典》是一部大型的传统音韵学类书，2012年9月由湖北教育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全书近1000万字，由武汉大学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独立编纂完成，主编宗福邦教授、骆瑞鹤教授。
